唐朝诗人排行榜:一千年来,第一名只换过三次

前些年我在一个旧书摊上翻到半本线装书，纸都黄透了，边角让虫蛀成了花边。摊主说是《唐诗三百首》，我说不像，因为里头夹着一张手写的纸，密密麻麻列着人名，每个人名后面跟着一个数字。李白，九十七；杜甫，九十八；王维，九十一。数字旁边还画了圈，圈里写着“甲”“乙”“丙”。

我问摊主这是什么。摊主说，老一辈读书人自己排的榜，跟今天朋友圈里发“十大必读”是一个意思。

这话让我愣了半天。我们今天把“排行榜”当成新时代的产物，以为它是流量、算法和投票按钮生出来的东西。其实不然。中国人排唐诗的榜，排了一千多年，只不过当年没有服务器，投票方式是写诗话、编选本、跟朋友吵架。

更古怪的是，这张榜排了一千年，第一名只换过三次。

一个榜单，一千年，只换三回冠军。这要么说明评选极为公正，要么说明评选极为不公正，要么说明这件事实在跟诗没什么关系。我倾向于第三种。

下面我把这张榜切开给你看。切开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第一名”，不是诗人的属性，是评委的手艺。

“压卷”是什么：一场没有主办方的评奖

先说清一个词：压卷。

古人编诗集，一部选本编完，最后要挑一首放在卷末，或者挑一首作为全书的分量所在，这叫“压卷”。压卷之作，就是一本书的压舱石。后来这个词引申开去，凡是某一类诗里最好的那一首，都叫压卷。

注意，压卷评的是“篇”，不是“人”。可人是有虚荣心的，一篇诗压了卷，写它的人自然就被抬到了榜首。于是“哪首诗压卷”的争论，慢慢就变成了“谁是第一”的争论。

这场争论持续了一千年，始终没有主办方、没有评委名单、没有颁奖典礼，也没有人真正统计票数。它靠三样东西运转：诗话、选本、口碑。

诗话是宋以后文人的随笔，写起来随意得很，评起来毫不客气。欧阳修写《六一诗话》，开头就说这是“资闲谈”的东西——用今天的话讲，是文人的闲聊记录。可就是这些闲聊，定下了许多诗人的身价。

选本是更大的权力。一本选本流传三百年，被读书人当教材背，那里头谁排前面谁排后面，比一百篇论文都管用。

口碑最玄。口碑不是选出来的，是长出来的。一个人被叫了一千年“诗圣”，你再去考证他到底圣在哪里，就像追究一个人的绰号是不是名副其实——道理上讲得通，情理上已经晚了。

所以我要提醒一句：下面讲的这个榜，不是文学史的结论，是评选史的过程。文学史关心诗好不好，评选史关心谁说了算。

这两件事，一千年来一直被混为一谈。

第一任冠军：李白，靠别人的嘴上位

唐朝人自己排榜吗？排，但排得很不正式。

现存唐人选唐诗的选本有十几种，最著名的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这部书自序说“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共选二十四位诗人的诗。选得相当有眼光。

有意思的是，这部书里没有杜甫。

不是殷璠跟杜甫有仇。这部书编成于天宝十二载，收诗起于开元二年，而杜甫最要紧的那些诗那时候还没写出来。一个选家不可能预知未来，这是常识。但后人看到这个空缺，就忍不住替古人着急——好像殷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其实真正让李白坐上第一任冠军的，不是选本，是一句话。

天宝初年，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当时八十三岁（他生于659年，活到八十六岁），官居太子宾客，是文坛上年纪最大、派头最足的老前辈。他读了李白的诗，说了一句话：“子，谪仙人也。”

你是从天上下来的仙人。

这句话的传播效果，相当于今天的顶级媒体给一个新人做了封面报道，而且用的是最高规格的定语。贺知章还解下身上佩戴的金龟换酒，跟李白喝了一场。金龟是官员的身份凭证，相当于把工作证押在酒馆里——这事传出去，比任何诗评都好使。

而且李白自己是当真的。他后来在《对酒忆贺监二首》的序里写：“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里又说：“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别人说一句好话，他记了一辈子，还加了个注。

顺便说，贺知章读的是哪一首，历来有两说：一说是《蜀道难》，一说是《乌栖曲》，莫衷一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谪仙人”这三个字一旦出口，李白就带着它走完了后面四十年。杜甫后来写他：“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杜甫都在帮着传播这个人设。

这就是唐朝的评选机制：一句权威的赞语，一场够体面的酒局，一首被反复传抄的名篇，三者叠加，冠军就定了。

它一点也不科学。但它有一个好处——它评的是“这个人有多了不起”，而不是“这个人排第几”。唐朝人还没学会把诗人做成数字。

第一次换榜：杜甫，靠后来者的手艺

第一次换榜发生在宋代。这次换得极为彻底，而且理由相当朴素：后来的人要学写诗，学不了李白，只好学杜甫。

李白的天才是不可复制的。他写“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话你怎么学？你学了就是模仿，模仿就是次品。杜甫不一样。杜甫的诗有法度、有章法、有可以拆开来研究的句法。你把《秋兴八首》摊开，能看见他怎么起、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这是可以拿来做教材的。

所以宋代诗人集体转向杜甫。这不是审美趣味的偶然，是技术上的必然——就像一个想学厨的人，看见一位名厨随手一炒就是绝味，你只能鼓掌；看见另一位名厨把火候、刀工、下料顺序全都写成了菜谱，你就能上手。

冯至在《杜甫传》里说杜甫“优入圣域”，这个“圣”字不是封的，是熬出来的。他一生颠沛，安史之乱里逃过难，在成都盖过茅屋，晚年漂泊湖湘，死在一条船上。他写的那些诗，是把一个王朝的崩塌和一个人的病痛搅在一起熬出来的东西。后人读着读着，读出了自己的处境，就把他供起来了。

到苏轼那里，这件事就成了定论。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天下之能事毕矣”——天下的本事到这儿就到头了。这句话的分量，等于给杜甫发了一张终身成就奖，而且不再接受申诉。

这里还有一层更早的铺垫，我觉得比苏轼那句话还关键。元稹给杜甫写墓志铭的时候，已经说了：“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话里已经埋着“集大成”三个字的全部意思，只是他没写出来。到北宋秦观写《韩愈论》，才正式把这两个字点破；陈师道《后山诗话》又记：“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莫砺锋研究杜甫多年，反复讲过一个意思：杜甫的伟大不只是艺术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他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精神样板——一个仕途失败、生活困顿、却始终没有放弃关切的人。这话听着像道德表彰，其实是文学史事实：宋以后的诗人，几乎没有不从他这里过一道的。

而吊诡的是，杜甫活着的时候几乎没人理他。他去世后不久，樊晃编成《杜工部小集》，在序里痛心地说：江左词人传诵的，“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当时最重要的几种选本——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国秀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几乎与杜甫一生重合，一首杜诗都没选。

于是冠军换人了。李白从“第一”变成了“另一极”，杜甫从“那个写苦诗的朋友”变成了“诗圣”。

请注意这次换榜的性质：它不是有人否定了李白，而是有人需要杜甫。榜还是那个榜，尺子换了。

第二次换榜：清代人另开了一个榜

第二次换榜来得比较隐晦，而且换得不太服众。所以我得先说清楚，这一次不是全民改选，是另立门户。

清代初年，王士禛主盟诗坛几十年。他提倡“神韵”，讲究诗要清远、要含蓄、要有一点说不出的味道。按这个标准，杜甫太重，李白太放，最合适的人是王维。

王士禛编了一部《唐贤三昧集》，专选盛唐，而以王维压卷。这部书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了学诗者的入门书。

于是清代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局面：官方口径仍是“诗圣杜甫”，可另一批最有话语权的人，把王维推到了最前面。

王维凭什么？凭他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凭他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句子不发力，不用典，不掉书袋，读的时候你觉得世界安静下来了。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句话被人引了一千年，其实还没说透——王维的好，是他把“看”这件事写到了极致，你读他的诗，眼睛会不自觉地放慢。

但这次换榜有个先天缺陷：它是小众的。王维的第一名，只在一个特定的评选体系里成立。出了那个体系，他还是第三、第四。

我之所以还把它算作一次换榜，是因为它暴露了排行榜最要命的地方——换一个标准，就换一个冠军，而标准是人定的。

一个榜单如果不能告诉你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它就不是榜单，是判决书。

第三次换榜：票数把李白请了回来

第三次换榜发生在最近一百年，而且换得毫无学术含量——是投票投出来的。

今天你随便打开一个内容平台，搜“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排第一的多半是李白。中学课本里李白的篇目比杜甫多，影视剧里李白的形象比杜甫好看，旅游景区里李白的雕像比杜甫的气派。一个诗人一旦变成了文化符号，他的排名就不再由诗决定，而由传播决定。

这事我不打算嘲笑。传播也是真实的力量。一千年前的口碑，本质上就是当年的传播；今天的热搜，本质上就是今天口碑。两件事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速度之分。

但我要指出一个后果：李白重回第一，不是因为有人重新论证了他的诗比杜甫好，而是因为他更适合被喜欢。

“更适合被喜欢”和“更好”，是两回事。前者是传播学问题，后者是诗学问题。我们今天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混得比宋人还厉害。

顺便说一句，第三次换榜的另外一个副作用，是让“压卷”这个词彻底脱离了“篇”，变成了“人”。今天没人再争论哪首诗该压卷，大家只争论谁是第一。这就像讨论一家餐厅，不谈菜，只谈老板的知名度。

榜单的三种计票法（附可投票榜单）

说了这么多，空口无凭。我把这张榜做出来，请你亲手投一票。

先给规则。这个榜有三种计票法，每种计票法会长出不同的冠军。你可以只投一种，也可以三种都投——三种都投的人，最后往往会发现自己在自相矛盾。这不奇怪，一千年来的评家也都在自相矛盾。

表一　三种计票法与三个冠军

三种计票法，三个冠军。这就是“第一名只换过三次”的真相——不是诗变了，是计票的人变了。

下面是正式的榜单。候选十人，次序按“历代综合声名”排列，你可以不同意，边上留了投票栏，圈一个，或者一个都不圈。

表二　唐朝诗人排行榜（读者投票版）

投票规则四条：一是每人一票，可弃权，弃权票单独统计，弃权率高说明榜单有问题，不说明投票人没文化；二是允许写“以上都不服”，并在后面写出你心里的那个人，这一栏的票照收但不计入正式结果，因为一旦计入，这个榜就没法看了；三是投票时不许查资料，查了资料，你投的是别人的判断；四是投完之后请写一句理由，一句话就够，写不出理由的票等于没投。

我把这张表放在这里，是因为我真心想看它被填满。一个人填是自娱，一百个人填就有了统计意义，一万个人填，就能重演一次“第三次换榜”。

顺便说个旧账，这一笔比上文都要好看。历代诗话评诗，最爱用的词是“第一”“绝唱”“压卷”。严羽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胡应麟评杜甫《登高》，说是“古今七言律第一”；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世贞不同意，说压卷该是王翰的《凉州词》；潘德舆又出来说，《登高》是“杜集七言律诗第一”。

而这五位之外，还有第五第六个说法。王渔洋自己另取了四首，说“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胡应麟则更省事，干脆按时代分冠：“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同一个时代，他能给你发四个冠军。

而最泼冷水的那个是钟惺：“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李于鳞乃以此首为唐七言绝压卷，固矣哉！无论其品第当否如何，茫茫一代，绝句不啻万首，乃必欲求一首作第一，则其胸中亦梦然矣。”——茫茫一代，绝句不止一万首，你偏要挑出一个第一，说明你这人脑子里本来就很糊。

你看，光“第一”这个词，就用出了六七个去处。这不是古人不严谨，这是“第一”本来就不止一个——七律有七律的第一，七绝有七绝的第一，杜甫集子里有杜甫集子里的第一，初唐有初唐的，盛唐有盛唐的。

我们今天把所有这些“第一”揉成一个“诗人排行榜”，然后惊讶于它老是变动。这就像把跳高冠军、举重冠军、马拉松冠军放在一起排名次，然后为谁最强吵一千年。

吵得挺热闹，可这个比赛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我这一票，投给一个把尺子掰断的人

说了这么多，轮到我自己投了。

杜甫的理由最硬。他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好诗的比例高得不像话。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还能写“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种句子不伟大，但极亲切，是一个人在乱世里给自己找的一点乐子。更难得的是，他也写过烂诗。一个写过烂诗还能被叫“诗圣”的人，说明他的好是真好，不是全靠包装。

李白的理由最亮。他一生没做成官，钱倒是花得流水一样，可他从不为这事发愁。他写诗像呼吸，不设计，不修改，写完就扔。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活不下去，可他活得比谁都痛快。我们今天喜欢他，多半是因为我们自己活得太算计。

王维的理由最静。他不争，不辩，不诉苦。安史之乱里他被叛军扣住，被迫做了官，事后差点治罪，这事他一生没怎么写。他把所有的话都放进了山水里。读他的人，往往是在生活里被磨得没什么脾气的时候。

三个人都有道理。所以我不投他们。

我这一票，投给陈子昂。我知道这一票投得不太守规矩——他不是最会写诗的那个，恐怕也不是第二会写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这岁数不算长。他一辈子干过的事倒不少：中过进士，做过右拾遗，跟过军，坐过牢，最后死在牢里。

他的诗集薄得可怜。《感遇》三十八首，加上些赠答送别之作，拢共不到一百二十首。这个产量放在今天，编辑是要劝他改行的。他最有名的一首只有二十二个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二十二个字，比一张请假条还短。可就这二十二个字，一千三百年没人绕得过去。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写得好的，榜上已经坐着三位了，不差他一个。我投他，是因为他干过一件这三个人都没干过的事——他把尺子掰断了。

他三十岁上下的时候，给朋友东方虬写了一篇序，就是那篇《修竹篇序》。开头第一句：“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后面又说，他闲时翻齐、梁间的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读一次叹一次气。

这句话要细看。他不是说“我的诗比齐、梁人写得好”。他说的是：齐、梁那五百年，不算数。

这就不是比赛了，这是改规则。榜上的人都在争第一，他在旁边说，你们量东西的那把尺子，本身是坏的。这种话在任何时代都不受欢迎。你今天在任何一个评奖会上说这句话，主办方会请你出去。

可文学史偏偏就吃这一套。他提“汉魏风骨”，提“兴寄”，说白了就两句：诗要有点骨头，诗里要有点人。这话听着平淡，可它把唐诗从六朝的脂粉气里硬拽了出来。后来的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全在他拽出来的这条路上走。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好问说得更直白：“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按功劳算，该给他铸个金像。

有意思的是，这些夸他的人，也并不觉得他的诗有多好。王世贞说他“淘洗六朝，多方开拓”，紧接着一句是“《感遇》诸篇，亦觉质木”。质木，就是干、硬、没什么滋味。一个被追认为唐诗革新祖师爷的人，评语是“质木”。这事搁今天，好比给一位建筑大师的评语是“砖砌得挺齐”。

我不替他的诗辩护。他有些句子确实硬得像公文，读起来像在读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可他扫干净的那张桌子，后来的人才好摆菜。扫桌子的人手上难免有灰。这话说得有点替人开脱的意思，我承认。

而他自己清楚这一点。他一辈子求的是“不遇”两个字——不是没遇上，是遇不上。登幽州台那回，他跟着武攸宜去打契丹，提了意见，不被采纳，于是一个人爬上蓟北楼。往前看没有古人，往后看没有来者，天地很大，他一个人在那儿哭。

一个人哭，本来没什么可写的。可他哭出了二十二个字，这二十二个字就变成了所有人的哭。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后来想通了：他不是替自己哭，他是替那个“没有人”哭。一个人发现前后都没有人的时候，才第一次看清自己站在哪儿。

顺便说一句，他死得很难看。解官回乡，被县令段简罗织罪名下狱，四十二岁，死在狱中。是段简贪他的家财，还是有人在背后递了话，史书上说不清。反正一个写过“前不见古人”的人，最后死在了一间很小的屋子里。

所以我这一票投他，不是投给最好的诗，是投给那个有权说“什么算好”的人。

这话说白了很扫兴。一千年里，我们换了三次冠军，每次都以为是诗变了。其实变的一直是那把尺子，以及谁有资格掰它。李白、杜甫、王维都在这把尺子底下量过，量出来的结果一次比一次不同。陈子昂不站在尺子底下，他站在拿尺子的那一边。

而这张榜之所以还能勉强排下去，全靠隔几百年出这么一个掰尺子的人。他掰断一把，后人拿碎片拼一把新的，再排一千年，再掰一次。要说这个榜有什么规律，大概就是这一条。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原来那句：这张榜你尽管填，填完在背面写一句话——我凭什么这么填。

写得出，你就有资格当评委。写不出，你就是个投票的。

这两件事差得挺远，虽然看上去只差一句理由。

参考文献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文学评论，2001年.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

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陈子昂，陈子昂集（徐鹏校点），中华书局，1960年.

彭庆生，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