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产量,零个品牌

广西河池宜州区，桑园连成片。

蚕农把最后一筐蚕茧过完秤，收好单据。12亩桑园，一年养五六批蚕，蚕茧全部卖给当地的缫丝厂。2025年广西蚕农户均收入4.82万元，售茧收入接近270亿元，蚕茧产量连续21年全国第一。蚕农不知道这些数字，只知道今年的茧价比去年每斤多卖了两三块。

同一片桑叶，进了缫丝厂变成生丝，生丝织成绸缎，绸缎到了品牌商手里做成丝巾、成衣，贴上商标挂进商场专柜。行业公认的折算比例是约12斤茧做成1斤丝，从原料到奢侈品牌成品，价值增幅可达近百倍，其中品牌零售环节独占超50%的利润。

蚕农不知道那条丝巾卖了多少钱。他只知道蚕茧的收购价。

蚕桑有几千年历史，但在农业的统计口径里一直挂在“其他”名下。跟它作伴的还有昆虫养殖、豆丹虫、蚂蚱——那些不够“主粮”体量、不够“经济作物”规模的品类。这些“其他”加在一起，正在悄悄长成一个不容忽视的产业。

全球六成产量，本地没有一个品牌

广西蚕桑产业的规模确实惊人。2025年，蚕桑产业覆盖72个县市区，惠及56.6万户蚕农，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60%，产业连续5年产值突破200亿元。河池一个市的桑园面积就超过96万亩，蚕茧产量约占全球的25%，生丝产量连续15年全国第一。

产量是全球第一，但产业格局是“两头在外”。

一头是上游的桑园和蚕农，提供原料。另一头是下游的品牌零售，拿走超过一半的利润。中间的生产加工环节——缫丝、织绸、印染——技术含量不高，利润空间有限。河池本地企业的生丝产品大多以原料或初级加工品的形式卖给下游的绸缎厂和服装厂，本地几乎没有叫得响的终端品牌。

蚕农的蚕茧卖给缫丝厂，缫丝厂把生丝卖给绸厂，绸厂把绸缎卖给服装品牌。每一道环节都在加价，每一道环节都在分配利润。养蚕的人站在最前端，拿的是最先被扣掉的那份。

技术在进步。广西蚕业技术推广站累计自主培育家蚕优良品种35对，家蚕品种饲养占全区98%，小蚕共育率达94.7%，可缫制4A级以上生丝的蚕茧占比超90%。这些指标说明广西的蚕茧品质是过硬的。但“品质过硬”和“卖上好价钱”是两件事。

宜州区的嘉联丝绸是当地为数不多做全产业链的企业，从缫丝到织绸到成品都有布局。但这样的企业在河池是少数。大多数蚕茧还是以原料的形式流出，增值的部分留在了外面的加工厂和品牌商手里。

蚕桑的终端产品是“奢侈品”。一条丝巾卖几千块，一件真丝连衣裙卖上万块。奢侈品的定价逻辑是品牌、设计和稀缺性，跟原料成本的关系微乎其微。养蚕的人提供的是一根根蚕丝，但蚕丝在奢侈品价格里的占比，可能只有个位数。

从“虫傻子”到年入百万

如果说蚕桑是“传统副业”，那昆虫养殖就是“新兴副业”。

山东鄄城，蟋蟀养殖基地。12000平方米的大棚里，上千万只蟋蟀在纸壳巢穴中窸窣作响。养殖户2013年退伍返乡，最初养黄粉虫，死亡率居高不下，被村里人叫“虫傻子”。两年后黄粉虫终于稳定量产，“那时养殖户少，市场需求大，每个月都能挣5万多元”。

黄粉虫的利润空间很快缩小了，市场竞争激烈了。他转养大麦虫，再转养蟋蟀。蟋蟀蛋白质含量高达60%左右，生长周期短、易于管理。他设计了一种新式纸壳巢穴，用纸壳做成“小高层”，一提一串，极大提高了养殖效率。现在他的昆虫养殖规模从200平方米扩大到12000平方米，年收入超百万元，带动全市40多家养殖户走上蟋蟀养殖的路。

河南舞钢，业成蟋蟀占地175亩，建有26个标准化暖棚，用工55人。蟋蟀提取蛋白后出口南非，2025年售出蟋蟀300吨，总产值1200万元。但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的收益只有2.5万元。

300吨蟋蟀，1200万产值，村集体分到2.5万。这个分配比例比蚕桑还要悬殊。

湖北宜城的黑水虻项目走了另一条路。笨农共创公司利用黑水虻处理鸡粪，每日可处理25吨鸡粪，产出120公斤黑水虻和300公斤有机肥，日产值7500元，年产值约280万元。这套模式的核心不是“养虫子”，是“处理粪污”——它赚的是环保的钱，不是养殖的钱。黑水虻在这里的角色是“处理工具”，不是“农产品”。

河南邓州的豆丹虫，300亩养殖基地，产品直销连云港，亩均纯效益5500元。信阳的养殖户养蚂蚱，7个月养4茬，每茬1000多公斤，每公斤卖30元，收入可达15万元。这些案例的收益水平在农业品类里算是不错的。

但昆虫养殖有一个共同的短板：市场太小。全球食用昆虫市场2025年规模约17.4亿美元，预计2034年增长到56.5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13.99%。这个增速不低，但绝对规模仍然很小。昆虫蛋白的价格是豆粕的好几倍，普通养殖户根本用不起，市场接受度不高，销路能不能打通是现实问题。

技术瓶颈也很突出。黑水虻转化1吨餐厨垃圾只能产150公斤鲜虫，烘干后蛋白得率才15%，能耗和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40%以上。种源退化问题突出，黑水虻长期近亲繁殖，生长速度会下降10%到15%。食品级蛋白粉纯度要求超过90%，现在还只能达到80%。

王宁能赚钱，是因为他入行早、技术好、跑通了渠道。但“跑通了渠道”这件事，依赖的是个人的能力和资源，不是一个可复制的产业模式。

门槛低，能进来的人多，能赚到钱的人少

蚕桑和昆虫养殖看起来是两码事，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困境。

进入门槛低。种桑养蚕不需要大资本投入，一亩桑园几千块就能起步。养蟋蟀、养黄粉虫、养蚂蚱，搭个大棚买点种苗就能干。门槛低意味着参与者多，参与者多意味着竞争激烈。你今年养蟋蟀赚了钱，明年隔壁村就有人跟着养。供给一多，价格就下来。

天花板也低。蚕桑的终端是丝绸，丝绸的市场规模有限，而且被少数国际奢侈品牌主导。你种再多的桑、养再多的蚕，终端的价格你说了不算。昆虫养殖的市场更小，全球加起来不到20亿美元，而且还面临着“消费者认不认”的问题。

组织化程度低。蚕桑在广西有“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但大多数蚕农还是分散经营，面对缫丝厂的时候没有议价能力。昆虫养殖更是散户为主，一家带动40多家养殖户，这个规模在农业版图里微不足道。没有组织化，就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议价能力，就只能接受收购商的报价。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其他”农业品类的价值链太短了。蚕桑的价值链长——从茧到丝到绸到服装，中间有好几道增值环节。但这些环节大部分不在产区，不在蚕农手里。昆虫养殖的价值链更短——从虫子到蛋白粉到饲料或食品，中间只有一两道加工环节，而且加工技术门槛高，普通养殖户做不了。

广西宜州的桑园里，桑树明年春天还会发芽，蚕还会养，茧还会卖。养蚕的人不知道那些茧最终变成了什么——是一条挂在商场专柜里的丝巾，还是一件出口欧洲的真丝睡衣。

山东鄄城的蟋蟀大棚里，新一批虫卵正在孵化。新式纸壳巢穴已经推广到了周边40多家养殖户。但黄粉虫的利润空间在缩小，蟋蟀的市场也终有一天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