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的会议上，笔者坦然发表自我观点和企划策略之后，直接退出整个战略品牌管理工作。
笔者内心所感受到的是，专业之辩，在于意见与真知的分野，在于思考的内容须指向真实机制、范畴须合乎对象的性质，更在于两条门槛——观点必须举证，论辩必须概念清晰且前件统一。
当副总裁女士用三个自我的感受推翻整个论辩体系的时候，“感觉”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论证”，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战略思维和传播思维连“思考的对象”与“思考的形式”都根本不在同一逻辑层次的时候，当两条底线被一笔勾销却无人察觉的时候，专业作为社会权威的那项功能，便已经停止运转了。
这便是笔者的痛心：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品牌营销行业需要的专业水准，已经死了。
正如尼采断言“上帝死了”，这里须将“死”字的分量说清楚。
尼克斯在《专业之死》中早已点明：死的从来不是专业人士们本身——行内仍有懂得策略、逻辑与可验证洞察的人；死的是专业的“社会权威”，即社会不再承认“某人在某领域就是知道得更多”，不再认为专业论断值得优先于直觉意见而被听取。
当一份以事实与逻辑铺陈的方案，可以被一句“我看得很累”轻易推翻，而推翻者无须为自己的感受提供半分证据，专业的界碑便已从根基处坍塌。这不叫“式微”，而叫“已死”——因为衡量专业与否的那把尺，已经不在场了。
而品牌营销行业，尤其成为这场死亡的典型现场。它既是离消费者最近的商业话语，又最容易被“声量”“刷屏”“爆款”、“流量”的瞬时效果话语所裹挟；当过程性的信任建构被压扁成一声响动，当“一次传播换得多少轰动”取代了“信任如何被分期建构”，战略思维便在传播思维的范畴里失语。失语的未必是懂得的人，而是懂得的人所可依凭的那套规则。
承认专业已死，绝不意味着笔者可以站到那把衡量之尺上，去指认旁人的智识高下。这恰是尼克斯留给专业人士们自身的警示，也是笔者必须自律之处：尼克斯明写的是，专业权威的流失，往往也是专业人士们自己傲慢、不食人间烟火所喂养出来的；若笔者以“你不懂、我层次高”自居，便是在亲手添柴，助长笔者所批判的反知识情绪。
真正的专业，从来不是依靠贬低他人来证成的，而应该是依靠把话讲清楚、把证据摆出来、把前件守住来赢得。笔者反复声明无意指认任何人的智识，正是此意——批判的矛头指向“反知识”这一结构性动态，而非指向持动态的人。
其实笔者并不反对和排斥“认知的多元性”，这个概念是詹姆斯·索罗维基在《群众的智慧》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意思是从多重视角来审视一个问题（命题），这将促使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有机会胜过单一角度看待问题。
正如中国古话：“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但是多重视角审视并不表示“你可以召集一群所谓多元化，但是缺什么都不懂的乌合之众，然后说他们的集体意见可以强胜过专业人士。”
这一次的事情让笔者再次回想起阿西莫夫那句“反智像一道绵延不绝的线”，而正如尼克斯所言：反知识会成为我们当下社会的主流。笔者曾以为那是大洋彼岸的病症，却未曾想到在自己参与的会议里撞见了它的现身。
柏拉图在《理想国》“线喻”中划下的红线，本是衡量一切专业成色的第一把直尺，而今在品牌营销的日常现场，被一句未举证的“感觉”轻轻跨过。专业之死，不是远方的新闻，是一桩正在发生、且被我们习焉不察地忍受着的现场。
笔者注意到，有一种知识上的“葛莱兴法则”（Gresham's Law）正在国内的品牌营销行业茁壮成长，而且越来越显得兴兴向荣，这个法则的最大核心点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当大模型数据越来越成为工作和生活一部分的时候，问题不是大家对于知识体系冷感在增加，而是大家对于知识体系开始抱有越来越深厚的敌意。
笔者开始退出绝大多数的社交群落，无论是现实还是线上，现在太多的时候，遇到的群体中人都是学到的东西顶多算个皮毛，但是自信却高涨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培养出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却喜欢指点江山，找人辩个输赢。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