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026年7月发布的上半年数据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万亿元。同一批数据披露之后,各城市半年报陆续公开,前十位城市合计贡献的新增额,占到全国新增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全国有近三百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位,剩下的部分共同分享不足四分之三的新增额。
这种集中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深圳在2023年经济总量超过广州,此后位次没有回落,苏州的规上工业营收长期居江苏首位,两座城市的共同点在于主导产业落在了2024年之后增量最快的品类上。
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是其中两条。比亚迪在深圳坪山设有整车基地,产品线覆盖插电混动与纯电两类乘用车;中芯国际在上海临港建有12英寸晶圆产线,出货以逻辑芯片为主。
产业选择带来的差别,会顺着资本与人力两条路径放大。整车基地投产之后,配套的电池、电控、压铸厂随之落在同一园区半径内,深圳大鹏与坪山之间的产业配套通道由此加密。
园区聚起来以后,工程师岗位跟着增加。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应届高学历人口净流入近年保持正值,工厂与研发中心同城,招人成本比异地招聘低。
财政能力是第三条路径。上海与北京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在8000亿元以上,这样的自有财力可以支撑产业基金、土地整备与厂区外配套道路的同步建设,招商时能给出的条件比一般城市宽。
条件宽,落地的项目就更倾向于选它,落地之后税源又回到财政。这个循环没有自然停下的节点。
合肥的做法是另一种进入方式。当地以政府产业基金投向京东方的液晶面板产线与蔚来的整车项目,2024年经济总量进入全国前十五位,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成为主要承载地。
不过基金押注这条路,成功与否高度依赖单个项目的市场表现,学界对其可复制性一直有不同看法。成都在2021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万亿元,武汉依托东风系整车与光谷的电子信息产线修复产能,两地名义增速跑赢全国均值,但与上海、深圳的绝对差额仍在扩大区间之外的高位。
质量差距比总量差距更早显现。上海、北京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接近2万美元,中西部多数城市仍在1万美元这一档,研发投入强度的分布与之基本重合。
追赶的城市不缺增速,缺的是能自己生出下一条产品线的企业群。
在现有的增量结构下,一座城市未来十年的位次主要取决于它的主导产业是否落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类仍在扩产的品类上,因为这些品类决定了新增额来自本地工厂还是外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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