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新锐”|六月十强选手来啦,看看他们的风采

初中组

远望计划。

全称是“深空远望量子干涉阵列计划”，由国际联合基金出资，在月球背面和拉格朗日L2点分别部署了一百二十八面反射镜，利用量子纠缠中继构建了一个等效口径超过三千公里的虚拟望远镜。它能看到一百三十八亿光年外的东西。那些东西人类以前只在理论上知道它们存在，现在能看见了。

这件事占据了科学新闻的全部版面。各个国家航天局都在往里面砸钱，民间的热情也空前高涨。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远望计划传回来的深空图像——那些瑰丽的、如同泼洒的颜料一般的星云，那些在引力透镜下弯曲成弧线的远古星系。每一张都配着类似的文案：这是我们看见的最远的地方。

没人再看近处了。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五，陈望秋在例行数据处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异常点。

那是一个很小的光点，亮度大约在十九，在天琴座边缘缓慢移动。按照常规流程，他调出了前三天的观测记录做比对，然后倒抽了一口凉气。

轨迹不对。

不是小行星带里那些规规矩矩转圈的石头。这颗天体的轨道倾角很大，偏心率高得不正常，而且——他在草稿纸上算了两遍，又用计算机跑了第三遍——它的近日点恰好与地球轨道交叉。不是今年，不是明年，而是大约八十年后。

八十年。够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的全部时间。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八十年短得像一次眨眼。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八十年比他的余生还要长。

他把数据打包，按照流程标准填写了《近地天体潜在威胁报告》，上传到西安数据中心。系统自动生成了一个编号：NEO-2067-GS079-001。

这串数字的意思很简单：2067年，远望山观测站发现的第一颗潜在威胁天体。

但没有人看这份报告。

西安数据中心在半年前已经被削减了百分之七十的经费。人工智能自动分拣系统会把观测报告按优先级排序，而远望山观测站的权重被调到了最低档。陈望秋连发了三封邮件追问处理进度，只收到一封自动回复：您的观测数据已收录，当前处理队列预计排队时间为三百一十二个工作日。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关掉了显示器。

不是愤怒。是一种早就预料到的、安静的无能为力。

十月中旬，山上开始冷得不像话了。

陈望秋把军大衣翻了出来，那件衣服是刚来观测站那年发的，胸口印着已经褪了色的站徽。他穿着它去镇上买柴油，路上碰见了老方的儿子。小伙子开着一辆白色的新能源车，在镇上唯一的十字路口停下来跟他打招呼，说方叔现在在海南养老呢，每天钓鱼，黑了一圈。

陈望秋笑着说好，就钓鱼好。

走的时候小伙子摇下车窗，犹豫了一下，说陈叔，那个观测站关了以后，你打算去哪。

他说还没想好。

其实他知道自己不会去海南钓鱼。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下山。

当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月亮背面，四周暗得像一口倒扣的井。远处有一点光，很小很小的，他朝它走过去，走了很久很久，那点光始终停在同样的距离。他在梦里想，这不就是远望计划看到的东西吗，一百三十八亿光年外的光，你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但你知道它在哪里。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风停了，山上一片死寂。他爬起来，把梦里感受到的东西写在了值班日志的最后一页：看得太远的人，容易踩到脚下的坑。

这句话后来被他划掉了。他觉得太矫情。

但他也没有写别的话。那页纸就空着一半，一直搁在桌上。

在她六岁的记忆里，通向她外婆家的是一条长长的石子路，左边是她外婆家的仓库，右边种的是枇杷树。

 她印象很深，那天的天气倒是挺不错的，她在那条路的门口就看见了她的外婆，她好像在哭，没有搭理她。于是她就继续走下去，直到站在她平常吃饭那间屋子的石阶下，才发现她父母都急促地进进出出。她悄悄地站在屋子门口看了一眼，被她妈几乎是吼着拉到院子的空地上。

 等到他们再次消失在那间寂静的屋子里，她说，她看见屋子里摆着她外公的照片，她外公好像躺在床上睡觉。因为她外公在睡觉，不能给她抓蟋蟀，所以她只能在院子角落堆着的沙子上玩。

她突然发现一只鸟的尸体，就把它埋进沙子里，连同一些当时觉得很宝贝的东西，装在铁皮盒里埋进去。于是我们许下一个约定，把它当作宝藏，等某年后一起来挖。

但是她没有等到。那天中午吃了席就回家，白布铺在桌上，她问外婆外公醒了没有，外婆没有回答。

但那张纸条上写的是外公醒了叫我。她写纸条的时候也许是知道外公再也不会醒来的。

后来有人告诉她外公只是睡着了，她就信了。再后来她就真的以为外公是在睡觉。

她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铅笔写的，她辨认了很久——我自己记得。

老头一直没走。他看着她把纸条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开口说：“那天中午你外公在叫你，你听见了吗？”

刘秋天猛然抬头。

那天晚上刘秋天没睡。她坐在阳台上，把那个盒子摆在膝盖上，铁皮的凉意隔着裤子渗进来。

直到第二天早晨，她才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妈，”她说，“你还记得外公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不记得了，那都多久以前了。”

她的母亲匆匆挂断了电话，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力气。

两头都陷入了寂静，那场不愿提及的伤痛被撕开，换谁都不会好受。

六岁，从她外婆家离开的时候，她看见无数只蟋蟀穿梭在草丛中，蹦向湛蓝的云海，欲与天公试比高。

抓蟋蟀只有她外公擅长，一抓一个准。她没等到她外公醒来就走了，看到那幅画面，她真想回去叫醒她外公。

车窗外翻腾着湛蓝的云海，追着汽车前进，外公渐渐隐入一片湛蓝，消失不见。

开始她也对离开时的画面心存疑虑，不过现在她懂了。

那时外公已经记不住它们在哪了，所以它们自由了。

第二天晚上父亲来了。

刘秋天没有告诉任何人老头来找过她，但父亲就是来了。他坐在她家沙发上，跟老头坐过同一个位置，手搁在膝盖上，姿势几乎一样。

她说：“爸，外公那天在屋里喊我。”

父亲没有说话。他的脸朝着窗户的方向，窗帘没有拉，外面是黑的。

隔了很久他说：“你外公走之前那几天，有时候清醒。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以后要是知道了，不要怪任何人。”

刘秋天有些哽咽：“我没有怪谁。”

她把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外公醒了叫我。纸条的背面朝上，“我自己记得五个字”露在外面。她把纸条递给父亲。

父亲接过去，看了很长时间。他翻到正面，又翻到背面，手指沿着铅笔字的痕迹摸了一遍。他的手指停在那四个字上，没有动。

“他睡着的时候嘴里迷糊地喊过你的名字。”父亲说，“那时候你已经走了，不在屋里。你妈后来跟我说，他喊的是‘秋天、秋天’，喊到第三声没声音了。”

秋天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季节。

我干过一份谁都没听说过的职业。

数据焚尸人。

当然，招聘广告上不这么写。广告上写的是“数字遗产规划师”，听着像金融产品。面试官是个穿灰西装的年轻人，手腕上戴着智能手环，一讲话手环就亮蓝光。他问我：“你能接受接触逝者的社交媒体数据吗？”我说能。“能接受高强度情绪劳动吗？”我说能。“能接受熬夜吗？”我说能。

我其实什么都接受。房租到期，卡里还剩三百块，没什么是我不接受的。

上岗培训三天，学会了操作一套叫“灵境”的系统。客户都是刚死不久的人——不对，应该说，都是刚死不久的人的家属。他们把逝者的手机交给我们，我们解锁，导出所有数据，然后按照家属意愿，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删除。

这工作听上去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难。

人活着的时候，没人觉得自己会在手机里留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可真到清理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浏览器记录、深夜搜索历史和某个已注销账号的私信、备忘录里写到一半的诗、相册最近删除里恢复出来的照片。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体面人，在凌晨三点对着手机屏幕做过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替他们把这些烧掉。

“烧”是我们的行话，意思是彻底删除。培训讲师反复强调，是“彻底”——不是扔进回收站那种删，是覆写七遍物理销毁的那种删。行业内叫“白手套服务”。

我经手的第一个客户是个中学老师，姓周，四十来岁，胰腺癌走的。他太太看起来比他大十岁，头发白了一半，话很少。把手机递给我的时候说了句：“他平时很忙，手机里都是工作，没别的东西。”

我点点头。

周老师的手机确实干净。微信聊天记录三分之二是班级群、家长群，三分之三是和同事的工作交接。朋友圈半年一条，转发的教育政策。相册里除了课件截图就是几张全家福。我按流程清理完，正准备收工，忽然想起培训时老员工教我的——要查备忘录和已删除照片。

备忘录只有一条，日期是他去世前两周。

“今天吐了三次。每次吐完都擦干净嘴，怕吓着她。”

他太太没告诉我这个。他太太只说，手机里都是工作，没别的东西。

我在工位上坐了足有十分钟，最后还是把那句话烧掉了。

这是我的工作。

做了半年，经手了上百部手机。渐渐摸出些规律：十个人里，最少有三个人在半夜搜过同一样东西——“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五个人在备忘录里写过永远不会发出去的道歉或告白；七个人相册里藏着某个不该存下来的截图。

至于剩下的三个，也许不是没有，也许只是藏得更好。

他们一辈子把这些东西锁在手机里，觉得没事，反正屏幕一锁，谁也看不见。他们不知道会死。他们更不知道，死后手机会落到我们手上。

我有时候觉得，这份工作不该存在。不是说技术上不该存在——技术在进步，时代在进步，“数字身后事”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我说不该存在，是说这活不该由人来做。应该交给机器。让机器去删，一键清空，干干净净，没人需要知道那个中学老师临死前在备忘录里写了什么。

      夏队。夏阳。三个月前的一次抓捕行动中，支队长夏阳为掩护人质中弹殉职。而夏扬是副支队长。夏阳牺牲之后，他代理了支队长的工作，但所有人都还叫他夏副队。好像那个“副”字是一个标记，提醒所有人也提醒他自己——有一个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是空的。但奇怪的是，夏扬在支队档案系统里搜索过“夏阳”这个名字，搜索结果为零。全支队的人事记录里，没有这个人。他问过路成，问过其他人，每一个人都说认识夏队，但每一个人都说不出夏队的具体信息。就好像夏阳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人真正见过的人。路成说：“夏队就是你啊。”夏扬当时以为路成在开玩笑。

      车子驶入医院的地下停车场。路成熄了火，转过身来看着夏扬，表情很认真。“老夏，我跟你说个事，你别骂我。今天约的不是心理评估，是林医生专门给你安排的一个会诊。她说你的情况不是普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她说你可能存在一种罕见的解离症状。”夏扬沉默了很长时间。停车场惨白的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路成，你什么时候学会替我拿主意了？”“我只是不想看着你把自己毁了。”路成的声音很低，“你已经三个月没有回家了。你住在支队办公室，吃泡面，喝黑咖啡，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你在惩罚自己，老夏。你在拿命惩罚自己。”夏扬没有说话，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林医生的办公室在十二楼。走廊很长，灯光是暖黄色的。她四十出头，短发，戴一副银框眼镜。夏扬和路成坐下之后，林医生开门见山。“夏扬，我想跟你聊聊你的记忆。你还记得三个月前那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吗？”“记得。”夏扬的声音很平，“七月十六日晚上，我们接到线报，嫌疑人出现在城东一个废弃仓库。我带领第一组从正门突入，夏支队带领第二组从侧翼迂回。交火过程中，夏支队为掩护一名人质中弹，送达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林医生安静地听完，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你记忆中的版本。但根据路成和其他队员的描述，有几个细节不一样。第一，当时从正门突入的不是你，是夏阳。第二，中弹的人质不是被夏阳掩护的，是被你掩护的。第三，中弹的人不是夏阳，是你。”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风声。

      “夏扬，你认识夏阳这个人吗？”“他是支队长，我的同事。”“除了同事之外呢？”夏扬的眼睛动了一下，像平静的湖面上被人投了一颗石子。“他是我哥。”林医生翻开手边的档案。“夏阳，三十二岁，夏扬，二十九岁。根据户籍记录，你们不是兄弟。你们的父母不同，出生地不同，人生轨迹没有任何交集。但他是你哥，对吗？”夏扬没有回答。他盯着办公桌后面的白墙，眼神涣散，像穿过了那面墙，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人影又出现了，逆着光，站在很远的地方。嘴唇在动。这一次，他好像听见了一点声音，非常模糊，但他在拼命地听。“活着。”那个人说。

外公有一个专门的柴房。也是用柴做的，有一扇小木门，还有一把专门的钥匙，藏在土墙砖的缝隙里，总是布满灰尘。我有一次偷偷摸到过，打开进去看——里面一排排整整齐齐，罗列着一根根长短差不多的短木，大小不一，静静地放在那里。还有一根粗大的树根，那是外公专门用来劈柴的地方。一根未来得及劈的粗木放在旁边，那把镰刀也在那里静静地躺着。木缝里透下来的阳光正好洒在刀上，把屋里的尘埃照得像盘旋在一起的群蝶，宛若万花筒。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万花筒，但我觉得它很漂亮。我想去抓住那光，却抓不住。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是温暖的，像火灶旁边的红砖一样温暖。为什么我抓不住它呢？为什么我不能像抓住红薯那样抓住它呢？

“外婆，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呀？”我扯着有些别扭的衣服，小心翼翼地问她。她的动作明显顿住了，然后有些颤抖地说：“哦，今天外婆生意好，卖得快……就提前回来啦！提前回来……陪你啊。”她理了理雨衣，上面挂满了水珠——可今天好像并没有下雨。泥巴和尘土抖落在了车后整整齐齐的菜上，有芹菜、芥菜、豌豆。有些被透明胶捆成整整齐齐的一摞，就那样放在车后面。有一个白色的、缝里夹着泥土却很干净的泡沫箱，那是外婆专门用来放菜的。后面有一块木板，之前是我坐的地方，但后来外婆不让我坐在那里了。她也起得一天比一天早。

家后院的青石板底下，会藏着梅雨季节的泥土。外公今天挖出了一只蚯蚓，扔给家里的公鸡。公鸡啄了几下就吃掉了。外公脸上的褶子拼成了一道笑容，有些苦涩，像他早上在屋前抽烟的模样——那些褶子仍然皱在一起，只不过现在是笑着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笑，是因为挖出了一只蚯蚓吗？炉灶上压着一根钢筋，我不知道是哪来的。它用来压水壶——那个已经生锈的大铁壶，用来烧水的。我坐在旁边，不敢靠近它，因为它烧开的时候水会冒出来，我怕烫到。水滴溅在满是尘土的火灶上，湿了一块，周围的土飞溅起来，扬起了沙，给埋在周围的红薯和洋芋又盖了一层。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能熟透。“能吃了吗？”“别急……”

厨房里有时只剩外公的声音。他在那个比柴房里的原木桩还要大的大铁锅里熬粥——南瓜粥。是我们家亲自种的，又大又甜。那粥也特别香，有时还会飘进我的梦里。外公会把它和小米放在一起煮，有时还会盛一碗给我家的狗。外公的脸总是阴沉着，他带着命令的语气让我到那张老木桌旁，让我自己去拿勺子舀着吃。南瓜粥真的很香，但是铁勺子总是非常烫嘴，我甚至差点打翻碗。我生怕外公看到——他可能会训斥我。东风会吹散碗底的热量，吹散勺子上我的余温，吹散那张老小的木桌。

屋外的山就那么耸着，叶死命系着树枝，纹丝不动。一方死水凝在山坳底，屋旁枯叶细尘落了满地。撵着荒草经年走出的硬土路，现今也长了新草，仿佛久无人烟。

屋内破败，空处结了蛛网，附着墙的年久报纸泛黄卷起，荒草快漫进窗沿，残旧床柜上摆了碗凉粥，豁开的破樟木柜里，一方艳丽的丝巾格格不入，床榻卧了个人，那人蜷着，气息几近了无，就望着丝巾，人比木头还静，眼神比剁了剖了的死鱼还不甘。

……

“山里有座好儿山，儿多儿壮男丁旺。”

这句顺口溜是烂根听着长大的，周遭邻村的羡着这村男丁多，但也无人知晓歌谣的下半段“山脚有座赔钱墓，阴气森森无人往。山吃人，人吃山！”

隔壁村李家媳妇来了常悄摸塞给年幼的烂根一块冰糖，软声讨好，一门心思想知道生儿子的偏方。

烂根攥着方糖抿了抿嘴，眼睛四处瞟着，咽了口唾沫，才紧着凑近了李家媳妇：“听说咱们村后山有蹊跷，挺了大肚子的妇人，肚子突然瘪了，却连半个孩子影儿都见不着，后山却多了婴儿哭声。我奶说这是男婴来的前兆，哭了，就是男婴在唤，生下男孩也就不远了。我家对面王婶不就是，她挺了两次大肚子，后山的男婴唤了两回，瞧吧，果真生了男孩！”

李家媳妇想到什么似的，忽地白了脸，啐了口，骂咧咧摔门走了。

烂根不知她怎的，愣在原地。手里的方糖勾得口舌发馋，恨不得立刻塞了嘴里，但妈还在外边熬粥，要是被见了，那糖是指定吃不着了，于是便想着偷摸回了里屋。

“嘿！摸着偷着干什么，贱丫头一天天不急着割草喂牛，跟做了贼样！”烂根妈转了身子，瞧见烂根，把着米碗骂骂咧咧靠了过来，把烂根吓得发颤，攥着糖的力道更紧了，糖在掌心融化黏腻，“手自己张开！你是不是偷钱偷东西了？要不是生不出来男丁了，谁会要你这个爱偷东西不干活白吃白喝的死丫头哩！”。

烂根闷声，拼了命想挣脱。烂根妈拧死了眉，把碗搁在桌面，死死扣住烂根手指，指甲嵌进肉里，留了印，翻了皮，直至彻底掰开。“啪嗒”，方糖滚落，莹白的糖身染了尘土，彻底洗不净，怨不尽，终只得被扫出门外，无人搭理。

“呸！你这贱丫头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你还学着偷东西了？我就应该把你丢后山喂狼吃的！”

烂根妈攥紧烂根手腕，啪一下，赏了声脆的，又猛地发力，将烂根狠狠甩到石墙上。

“我没偷……”她手肘划破了皮，殷红的血从伤口一丝丝渗出，沿着腕处滴下，被石地咽了肚子里。

“贱丫头还学会撒谎了！”烂根妈啐了一口，冷笑一声，拿了扫帚作势往她身上抽，烂根不知哪来的力气，奋力一推，烂根妈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愣了片刻，当即冷了脸撒泼起来，“哎哟喂，啊.......看吧，我生了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心没把她溺死，还把她养这么大，她就是这么回报自己亲妈的.......现在推我，以后是不是还得打死我这个老骨头了？诶呦……”

高中组

一

老张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们只能知道老张死于一个寻常的冬天，这让他没有腐烂成一摊尸水。转过年来县里收水电费，抄水表的转了一圈竟把架空层给忘了，听了一顿批评才重新找到这栋小楼，敲了半天门听不到一点动静。他试着推开那扇几乎可称之为半地穴的玻璃窗，却闻到一丝甜甜的臭味，一只花皮大苍蝇隔着玻璃和他的手撞了个满怀，吓得他登时报了警。

我本来不会知道这些。那时我生活在大城市，租着一间二十平米的地窖似的小屋，每日像蛆一样把自己蜷缩在床上。做着一份工作，打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蜘蛛在跳舞。傍晚挤在瓦缝参差的地铁上，我又觉得自己是一条被用钢针从头穿到尾的蚯蚓。

不知怎么地，警察从老张那里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照着惯例叫来死者家属，可能因为我也姓张吧，顺理成章地被当作了老张的儿子。

但其实这一切我早有预感，即便那时，我已对我的儿时和县城朦胧得像粉墙上的铅笔涂鸦一样。我能看见老张的死气，或许是乌云一片，或许是家门前无端枯掉的青苔，至于缘由我也无从解释。那些天气和生灵带着一种决绝的死节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知道死气来了。这死气密如寄生的蚜虫，铺天盖地，每次来临，总压得我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我好端端地蜗居在几尺见方的床上，只见一片黑白相间的密云从天顶压来，杂乱的颗粒跳着蝗虫一样的舞蹈，它在我的上空铺展开来，覆压整一片天地，仿佛摧毁我就像用闪电击穿白纸那样简单。当时我就知道，清楚而又无力地知道：死了。

老张已经死了。

二

老张名叫张不群，很久以前，他是我们县一家报社的编辑。

列车孤鸣划过乡土，铁轨老得望不到头，挤在狭小的出站通道里，乡音在周围环绕，把我掉在井里的记忆一点点打上来。再次见到老张时，他被一张裹尸布蒙着，由于气温回暖而滋生的尸水业已被清理干净。他周身的皮包着骨头，被那年冬天的严寒温存，冻成了一具黑黢黢的僵尸，像极了他当年从书页上刻下来的竹字头，只是脸上还残存着一种笑意。

年关好像就在昨天，也可能是遥远的某个夜晚。立夏过后可能是清明，对时令我已全然错乱。小时候爹常在外面闯荡，慢慢地我跟老张就熟络了，那时他还住在顶楼，而不是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窖里。只是我记得刚认识他不久，他的爱人就去世了，没有任何征兆。那天夜里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号哭，声音大得能把地火燃起。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老张令最多人担忧的一次了，然而只是担忧他是否会继续破坏他们的好梦。

第二天我去找老张送我上学，刚转过一半台阶只见他背着一个女人下来，脸上没有半点表情。那时楼里的邻居都站在自家门前醒早，他们无一没有看到老张，也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整个楼道里一时间只有死寂，除了我稚嫩的呼喊声。

后来我们知道，老张把他的爱人埋了，埋在县东边的土山上遥望着江水。

想到此时一只蜘蛛爬上了我的手腕，我只好不再往下想，我像老张背着他的爱人一样为他料理了后事，只不过我不敢亲自背一具陈旧的尸体。我找到那座几近失修的坟茔，把他们葬在了一起。

人们总是将死亡看得如诗如画，真正见到死去的尸骨时，又有几人能不胆战心惊？我只能庆幸老张没有死于盛夏，否则肆意横流的尸液只会给不幸清理它们的人以最深痛的梦魇。

他开上了去父亲墓园的路。

父亲是三年前死的。那条路他不常走。一年一次，清明。有时候清明也不来，在外地出差，母亲说没事，反正你爸也不讲究这个。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就好像说今天忘记收衣服。他握着电话，不知道该怎么接。最后他说好。她说你忙你的。他说好。

路比印象里窄了很多。他把车停在山脚的停车场，沿着台阶往上走。台阶两边的柏树长高了一点，也可能没有。走到一半，他停下来系鞋带，蹲下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在发抖。

父亲的位置在第五排。他没数，只是记得。墓碑上的照片是父亲四十几岁的时候拍的，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嘴唇抿得很紧。母亲说这张照片不像他。他问哪里不像。母亲想了想，说，你爸平时没那么严肃。

他把墓碑前的枯枝往边上拨了拨。碑座上有一层灰，不知道是土还是别的什么。他没有擦。他蹲下来，从兜里摸出那个红薯。已经凉透了，皮发硬而皱，像死去的甲虫的壳。他把红薯放在碑座上，想了想，又掰了一半，留一半在上面。

他忽然开口了。

第一个字没有声音，第二个也没有。他清了清嗓子，像开会前那样。

他想起那个长而生僻的名字，放弃了。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膝盖还是有点抖。他把那半个红薯放回袋子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回走。走到台阶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的墓碑在第五排，没什么特别。红薯半块地在上面，远远看，真像一小块砖。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把那张药方留在了父亲的墓碑前。

下山的路上他想起一件事。有一年夏天，父亲带他去河边钓鱼。他坐在父亲旁边，拿一根小鱼竿，钩子上没有饵。他把线甩出去，拉回来，甩出去，拉回来。父亲坐在折叠椅上一动不动。他说爸，我怎么一条也钓不到。父亲说，你没有饵。他说那你给我一点。父亲从盒子里揪了一小截蚯蚓，穿在他的钩子上，说，好了。他把钩子甩进水里，过了一会儿浮漂动了。他猛地一提，鱼线从水面弹出来，钩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蚯蚓剩下半截。父亲说，你提太早了。他又把线甩回去，浮漂动了，他提起来，还是空的。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他把鱼竿放在地上，走到水边去洗手，准备上岸。水很凉。他蹲在那里，忽然觉得很委屈。那时候他几岁，他忘记了。他只记得从后面看过去，父亲的肩膀微微往前塌着，没有回头。

他在山脚坐进车里。车门关闭后，一切都被隔离在外。他在方向盘后面坐了很久。然后发动车，挂上挡，从停车场开出来。

他没有直接回去，把车开上了连通的一条小路。那条路他不知道通向哪里。路很窄，两边是农田，田里种着玉米。玉米秆子整整齐齐地站着，叶子被下午的太阳晒得有点发蔫。他把车窗摇下来，气体携带着略微成熟的甜味进入车内。收音机在放歌，歌词来来回回就那几句。他跟着哼了两句，又停住了。收音机里那个女的还在唱。

路被一条小河生生地分开了。河上有一座小桥，水泥的，窄得只能过一辆车。桥那头是一条土路，再远一点能看见几间平房，屋顶上晒着什么东西，看不清楚。他在桥前把车停了。

36岁那年秋天，我用20年长出的翅膀，用一个清晨收回去了。

我挤着别人的肩膀走下地铁，来不及心疼卡进书包拉链而被拔掉的羽毛。看了眼手表，7点52。还剩8分钟。距离公司一公里，跑一跑，来得及，翅膀在身后颠着，每一下都撞在后背上，闷闷的，像有人在反复敲一扇关着的门。一下，一下。

我在天上看见几只鸟，灰色的，很小，不知道是什么种类，但它们飞得很高，至少能飞过写字楼，飞向远方。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见过鸟了。上一次，好像还是小时候，在田里。那时候我还没有翅膀，还可以跑，还可以喊累，还可以哭。

我笑了，很难看。

我在街上站了很久。我在想，假如我是一只鸟，我应该有一身漂亮的羽毛，一双丰满的翅膀。

我正想着，忽然听见声音。很大的声音，从我的后背传来。不，应该是我的身体里。

我摸了摸。是肩胛骨的位置，有两道隆起的肌肉。它们在动，在我的手掌下面，一跳一跳，像两颗小小的心脏。活跃的，有生机。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天很亮，亮得我眼睛发酸。我双脚离了地。

我睁开眼。发现我正在树上。我吓了一跳。多亏，那双爪子，我幸免于难。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声音从头顶传下来。“快飞呀！冬天要来了。留在这里，没有食物，会冻死的。”一只老鸟站在我头顶的树枝上，灰褐色，胸口的羽毛稀疏，能看到皱巴巴的皮。但眼睛是黑的，很小，很亮。它说完就飞走了。我看见它身后跟着一大群鸟，黑压压一片。可是，我看他们飞的方向，那明明是北方，我不要去北方。那里太冷了，雪照得我眼睛发酸。

我往反方向飞。飞得很快。

这是我第一次飞。风从我的翅膀下面穿过去，把我托起来，又轻轻放下去，再托起来。风顺过我的羽毛，很舒服，不，这简直神清气爽。地面在我下面越来越远，那些写字楼和地铁站和出租屋都变成了小方块，像棋盘上的格子。而我在格子上面飞。

我飞了很久。也可能没有很久。我飞过一片农田，田里的稻子刚割完，只剩下光秃秃的茬子，和我22岁那年在走廊里看见的那些年轻人一模一样。我飞过一条河，河水很脏，水面上漂着一层油光，倒映着岸边的烟囱的影子。乌黑的彩。我飞过一座城市，和我住的那座一模一样，地铁口的人涌出来，抢着钻进另一座写字楼里。

我真想一直飞下去，飞向远方。

可是云渐渐下沉，我知道，我不能停，不能。

天上落下来一张网。麻绳编的，很粗很大，从头顶罩下来。我知道，它是来抓我的。可我现在是鸟，我往前飞，网擦着我的尾羽落下去。我没停。地上又窜出来一根绳索，打着旋儿往上卷，我知道，它也是来抓我的。我往上飞，它够不着。

前面出现了一面墙。

空中的墙。

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无形无色，但我能看见它，隔离天日。我知道，我躲不掉了。

我撞上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周围是白色的。

他俯瞰着眼前的方寸世界。

面前是一条滔滔的江河，听父母说那叫“楚河汉界”。“一定不能跨过这条河，”他们说，“否则，这一跳，便是有去无回。”

在这片土地上，他只能前进，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左移右去。他的任务，便是守卫家园。

然而，他实在不明白这个任务的用意何在，面前的江近在咫尺，他尚且不敢游过去，敌人又怎么胆敢游过来进攻我们呢？那时他是这么想的。

艳阳高照，江水荡漾。

要说他的日子，那可实在算清闲——诗兴大发时，随口诵上一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抑或骑骑马玩玩象——马真算是一匹好马，棕黑色的毛，矫健的身子，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阳刚之气；而象呢，慢慢吞吞，老实稳重，也足够可靠。

他最好的朋友是车，车总是喜欢在他自己的领地横冲直撞，但一旦碰见前方的人，比如他，就会自觉停下来好好聊一通，席地而坐，嗑嗑瓜子，斗斗地主，顺便再赌博几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他也想着，日子便这么一天一天平淡地过下去，没有波澜，没有转折，安心退休岂不美哉？他的父母偶尔会骂他“没出息，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他也只当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了一只望远镜。

要说他与这个望远镜的缘分，那绝对是孽缘，仔细想来，那天他装模作样地巡逻之时，没有看见旁边的石块，就这么狠狠地一踩：

“哎哟！”他狼狈地摔倒在地。

却就在此时，河水将一个黑黑的装置冲到了他身旁。

“去他的！”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

他用力地踢，却险些再一次被它绊倒。

阳光洒落，光芒折射。

他将那个装置举起来仔细端详着。这个筒状的小东西里面到底暗藏了什么玄机呢？他除尽其中的水后，用眼朝里面看去。学着那些所谓学者的姿势思考着——毕竟，他还没见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哩。

远方。

那是江对岸的世界吗？人们无一例外地穿着黑色的衣裳，粗拙的象，敏捷的马，随时待命的炮仗……一切的一切，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

霎时，他突然有了那么一股强烈的欲望。

我想，去外面看看。

他突然觉得，眼前的世界是如此之小，小到如象牙塔一般，我们只能去遥望那一小片的云卷云舒，昼夜交替，自己曾经的行为又是那么可笑，可笑地天真地以为自己所看见的便是世界的全部。

前方，是梦想，是自由。

潮水澎湃，故事生长。

他终于准备好了。

夜幕降临。

他来到岸旁，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屏住呼吸，摆好姿势，双腿用力一蹬。

跳！

很快，双手便触碰到了柔软的草坪。

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到达了岸边，或许，这条看起来那么宽的河，也只是眼睛用来欺骗的假象。

但很可惜，他的家人，朋友们从来不知道这一点，据他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跨过这条河……哦不，或许有一个，他叫项羽。破釜沉舟断绝后路的事，倒是被很多人所知晓。不过他过的河好像也并不是眼前的这一条。

他自嘲着笑。

是啊，他既没有项羽的胆识，也没有项羽的气魄。却还敢不知天高地厚跳过来，在他们看来无疑是自寻死路。

月光平铺着前行的路。

他小心翼翼地走着。向前走，向左走，向右走，也向回走。

凌晨四点半我再次见到了许诺亚。他神色自若地唱了首我没听过的歌，鞋尖轻轻叩着胶布贯纵的木质地板，在狭小的酒吧里尽己所能造出回音。我猜想那是打烊前的最后一首。事实证明这完全正确，他细细哑哑地结束了最后一个音，离开那张高脚凳朝我走来。我跟他说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这里，回到我原先生活的城市。许诺亚哦了一声，去吧台给我倒了一杯水，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条。他把那张纸条展开，瞧了瞧又叠好，随后再展开，就这样反反复复了三遍，然后说：帮我去趟便利店。

我认识许诺亚不到三个月。彼时我刚从家乡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绿皮过来，到站时下肢水肿，胃里翻江倒海到直接在路边吐了。他推开门递给我水，告诉我他叫许诺亚，在朋友的酒吧当驻唱。后来他问我知不知道阿里斯托芬，我说我只知道亚里士多德。他说阿里斯托芬是个古罗马哲人，他讲过一个圆球人神话：最初的人类像一个个圆球，有四手四脚，两张面孔背对背相连，连神明也会被他们的力量威胁。是宙斯以闪电劈开所有圆球人，又唤来狂风吹散他们，人类变成了永远残缺的存在。而每一个被劈开的半人从此都生活在痛苦中，渴望找到缺失的另一半紧紧相拥以结束痛苦。这种渴望被称作爱，这就是爱的起源。他讲到最后眼神飘忽，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街对面的一家24h便利店。冷白色的灯光莫名让人感到隽永，柜台后坐着一个在玩手机的女孩，工作服低马尾，五官神色看不清。许诺亚跟我说她叫吕西，是那家罗森值夜班的店员。我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下许诺亚，发出意味深长的声音。

所以当他把那张写着“今天会下雨，下班记得带伞”的纸条递给我，我穿过空荡荡上涌着潮气的柏油马路，走到那家罗森门口。自动门滑开，我在货架前挑拣了一袋薯片递给店员，递给吕西。她放下手机扫码结账，支付成功，我对她说对面有个叫许诺亚的人托我给你递一张纸条。她抬头愣了一下，笑着说我不认识他，但还是把纸条沿折痕叠好收下了。吕西面色微微蜡黄，没化妆，架着框架眼镜。她的嘴唇很薄，鼻梁高耸，其他地方又是东亚人最寻常的柔和线条，她有一种古怪的魅力。我看到她的嘴角动了一下，说那你也帮我带句话回去——问他昨天下午三点钟他在做什么。

回到酒吧时许诺亚又坐回到了那张高脚凳上，他身形不太高，脚堪堪够得着地，但他总选择把腿收起来点儿悬挂着，说这样总感觉自己很轻，轻得可以飞起来。我对此做过受力分析，疑惑地表示少了地面提供的支持力难道不会更明显地感受到重力在拖拽自己吗。他当时讳莫如深地觑了我一眼，没回答。他就是个文盲我知道，第一次走出那间酒吧后我就问了百度，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人不是古罗马人，是喜剧家不是哲人，好装一个小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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