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到全球500强合作|29岁,体育单招,他已是AI体育医疗公司联创

我：您大概是什么时候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

周思程：大二的时候。当时我还是运动员，训练量很大，每周大概48小时——大家工作48小时就已经很累了，可想而知，每周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跑步48小时，消耗有多惊人。长期的高强度训练让我中枢疲劳过度，再加上我本身就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基因特质，最终导致问题爆发，情绪和链式反应再也无法控制。我现在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运动，比如力量训练会刺激神经，导致神经过度兴奋，诱发双向情感障碍或产生强烈的疲劳感，身体变得异常敏感。以前我硬拉能达到170公斤，现在做力量训练必须严格控制，不是身体不行，而是大脑无法承受。

我：当时双相确诊后，最先面对的是什么？

周思程：最先面对的是欣喜，后来是不肯承认。那时候双相情感障碍对我还是个负面名词，我一方面无法接受自己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自己之前的痛苦可能不是别人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只是客观上生病了——只要治好病，或许就能融入身边的环境。人天生就追求群体归属感，我也想融入，只是不肯承认自己“不合群”。后来意识到无法和身边人良性相处后，我就开始寻找适应的方法，核心就是“往上走”，远离不适合自己的环境。但当时大学环境是固定的，很难改变，工作后就好了很多，因为工作中完全按能力分配，不用被迫和三观不合的人长期相处。

我：从您的叙述里，似乎您一直承受着痛苦，这种痛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周思程：痛苦始于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别的小朋友都在过家家，我却喜欢和老师、幼儿园园长下中国象棋，不跟其他小朋友玩，那时候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我想跟小朋友一起玩，但觉得他们玩的东西很“愚蠢”，玩不到一起去；我也想让老师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我，但老师知道我只是个小孩，不会跟我讲家长里短。小朋友不把我当同类，老师不把我当成年人，这种孤立感从小就伴随着我。

我：很多人刚确诊双向，会觉得情绪波动让自己痛苦，您以前是否有过线性思维的状态？

周思程：双相情感障碍不是病因，而是复杂思维混乱的结果。不是因为得了双向才拥有复杂思维，而是本身的复杂思维模式或大脑物质紊乱，导致了双向情感障碍。双相患者的表现因人而异，智力不同，状态也不同。医学上的“病态”，是指这种状态从短期变成长期，且影响日常工作生活。很多轻躁狂的双相患者不会去医院，因为这种状态对他们的生活有正向影响，不会被判定为“精神病”。

我：从您的叙述中，我感觉您这段经历的能量，不是被转化成动力，而是经历本身就带有动力，就像很多轻躁狂患者不就医一样，您的前进似乎也不是刻意为之？

周思程：我觉得这和思维架构有关。人们常说“进步”，但没人能说清往哪走才算进步、走到哪才算终点。我只是感觉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往前走，没有刻意选择方向——往好的方向走，就是动力；往坏的方向走，就不是。说实话，我几乎不能让自己闲下来，空闲时间必须让脑子塞满东西，要么玩游戏，要么刷抖音，必须保持大脑的高频信息输入。如果没有外在信息填满大脑，我就会开始不受控地思考，而这种思考很累，结果往往不理性，还会让我陷入焦虑。钱学森在《人的信息处理》里提到，把人体当作工程学的一部分，大脑就像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器，但理性部分只占5%——比如我报给你一个手机号，你很难记住，哪怕它的字节很少，这说明大脑的理性处理能力其实很低；但你能记住我的长相，而图片、数据的字节处理规模非常庞大，这就是潜意识的作用。潜意识思考是无法受控的，这种不受控让我害怕，因为它会让我的人生充满不稳定，而不稳定和不受控是相辅相成的，最终导致生活变得不可预测。

我：我能否理解为，您通过让自己忙碌，来避免这种不稳定或不受控的思考？

周思程：这其实是在逃避双相情感障碍可能带来的痛苦，也可以说是一种“引导行为”。就像前额叶稳定的人，能通过自控力引导自己的行为；而我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却缺乏控制能力，只能像引导洪水一样——关掉一个闸口，给它一个出口，水自然就会往有目标的方向流。如果我设定了对话这样的具体任务，大脑在执行任务时就不会胡思乱想；但如果让我坐着刻意控制自己看书、做事，我根本做不到。我看书的时候，手只是机械地翻书，知识会自动分解成“单元格”，被吸入我已有的复杂模型中，我会自动拆解、验证这个模型——不是逐字逐句记忆，而是用模型去套用内容，判断逻辑是否通顺，然后提出质疑。这是我和书本的“交互”，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读取。

我：如果说出您自己的三个特质，您觉得会是哪三个？

周思程：说实话，听到这个问题我会想蛮久。我觉得第一个是“混乱”，第二个是“复杂”，第三个是“强烈的链式反应”。

我：为什么是这三个特质？

周思程：其实人格特质和我的生物学特质有关，我反应很快，但会呈现链式反应。这会带来两个明显情况：一是情绪很难控制，因为链式反应的影响；二是思维不再是线性的A到B、C，也不是因果式的，常常在思考A点时，会同时想到B、C、D。就好像在电脑上同时打开几十个窗口，每个都在加载，关不掉也停不下来。这种思维模式初期会很困扰，因为不了解它，也不知道如何掌控。

我：您会觉得灵感有时可以来自格格不入吗？

周思程：或者说灵感就是格格不入，两者本质是一回事。灵感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大量信息积累，无论这些信息是否“格格不入”，积累都是基础；二是大脑神经反射的“错误”，通过这种错误联想到相关性很低的内容，这就是灵感。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问题，关键看这种联想的结果——如果能从复杂的联想中得出有用或有美感的答案，就是灵感；如果既无用，也无美感，就可能被视为无法理解。

我：也就是说，您是从信息积累和结果价值的角度看待灵感，它是对信息判断后的产物？

周思程：对，你最终产出的东西能否称之为灵感，核心看它是否有用、是否能让人感受到美。若两者都不满足，就可能被视作无法理解，甚至被认为“不正常”。

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和身边环境格格不入的？

周思程：格格不入的感觉很早就有，但明显的社会性失衡出现在中后期。最典型的是从六岁开始，我能在梦中完全控制自己的梦境，实现所有想实现的形态，享受各种乐趣，但也因此觉得现实世界变得无趣。这也导致现实世界的正反馈对我来说很弱，因为我在梦境中能感受到所有有意思的东西，常常困惑现实世界的价值所在。

我：这种困扰什么时候变得最明显？

周思程：困扰最大的时期是大学。链式反应最大的问题是不适应应试教育，应试教育需要线性的知识解读，没有时间去深究“为什么”，而我习惯思考更深层次的内容，既没有时间消化，当时的老师也没有能力解答，这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现状。为了绕开应试教育，我选择了体育这条路——我属于“非传统聪明”，在心理学和特殊教育的天才教育中，天才分为两种：一种是受控的线性天才，极度自律，用线性思维管理能力，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种是泛化天才，比如达芬奇、梵高，大脑前额叶发达，新皮质活跃，习惯用复杂模型思考问题。泛化天才前期的模型很弱，抽象理解门槛高，需要大量小模型积累才能形成可用的体系，就像早期AI效果很差，过了某个基点后才超越人类。

我：所以您觉得“格格不入”是天才某种特质的一部分？

周思程：天才的形成离不开先天特质和后天培养，但并非所有“格格不入”的人都是天才。我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天才，这取决于环境和对比——在体育界，我很容易显得突出，因为体育教育和智力教育在中国是剥离的，运动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体育领域也处于行业鄙视链底端，高净值、高智力人群很少将其作为终身追求，所以这里的“天才标准”会放得较低；但如果到了数学界，我可能就显得很普通。所有形容词都是对比出来的。

我：您在大学时的格格不入，有具体的感受吗？

周思程：最大的感受是缺乏共同语言。我是单招进的大学，单招考试很简单，身边同学都是运动员，大多从五六年级就不再认真读书。如果一个人开口前，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相处就会很无趣；而他们也听不懂我讲的内容。我在宿舍看刑法学，他们在打游戏，他们觉得我翻书声音吵，我也觉得他们打游戏的交流很离谱。后来进入社会才发现，很多人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