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被犬吠和强光包围，趴在垃圾堆上的藏马熊也不会轻易抬头。
那股混合着酸、甜、辣和坏鸡蛋味的腐臭，不断刺激着这种以嗅觉灵敏著称的动物。它的双掌向下刨挖，一次次把嘴探进更深处，直到找出气味最浓的东西，囫囵吞掉。
在青海玉树的部分垃圾填埋场里，这样的场景每晚都在上演。这些垃圾场大多建在离城镇数公里外的高地上，每天的填埋量达到数十吨。因为人少、量大，夜间的垃圾场变成了熊的餐厅。最多的时候，数十位“食客”摩肩接踵地用餐。
不少人为一睹盛况，专程赶来参观。在距离不到50米的地方，人们顺着车灯与手电的光线，第一次发现，原来熊“无论抓到什么都敢往嘴里送”，一次性饭盒、塑料袋，甚至油桶。
玉树州治多县牧民才仁也是在那时第一次与熊对视。那双反光的眼睛看不出神采，像“电影里的丧尸”，也像“偷东西被抓现行的老鼠”。他无法相信，这就是奶奶口中“象征着吉祥的动物”。
与漆黑恶臭的垃圾场相比，几公里外的县城正散发出迷人的霓虹灯光。县城中心的上空，被四星级酒店、连锁饮品店和“朗玛厅”（酒吧）等上千家商铺的招牌点亮，外卖员在大街小巷穿梭，24小时快递柜前，还不时有人前来取件。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过去一半，在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偏远县城中，便捷的生活和丰饶的物质终于变得唾手可得。也正是在这前后，熊开始出现在垃圾场里觅食。
垃圾“指数级”的增长，是这种奇观的主要成因之一，这是牧民和学者的共识。
资料介绍，“藏马熊”学名西藏棕熊，体长约1.8到2.1米，肩宽约1米，体重最多接近400千克，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西藏棕熊一般独居，有冬眠的习性，从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一直到翌年3-4月，为了积累用于冬眠期间所需的大约50千克脂肪，秋天必须吃掉400-600千克的浆果和其他食物。
而如今，熊的习性在发生变化。原本作为独居动物，熊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但在垃圾场觅食的熊，同吃一堆垃圾的情况相当常见。作为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曾经的一方霸主”，现在竟在流浪狗吠叫中，默不作声地埋头翻垃圾。才仁有些难过。
根据既往的研究，藏马熊可能的数量在5000到6000只。不过牧民的印象里，这两年熊明显变多了，以前最多三只熊同时出现，现在五六只熊一起下山的景象越来越多。熊也变大了，“以前熊是瘦长的，现在肚子圆滚滚。”有学者发现，曾经的熊体重一般不超过90公斤，如今却出现近200公斤的熊。
西藏棕熊的生育模式出现了变化。通常，西藏棕熊每胎产下1至2只幼崽，但周鹏通过布设的红外相机监测发现，部分棕熊个体每胎竟能产下3只幼崽，这一现象提示它们的生殖行为可能受到环境因素或食源变化的影响。
熊出没的时间也变得难以预料。草山的熊习惯在白天刨洞捕食，但垃圾场的熊则习惯晚上觅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不少居民表示，曾在年底零下20多度的夜里，见到过成群的棕熊来垃圾场觅食。
在中国，熊是保护动物，猎杀是违法的。更重要的是，牧民希望与熊共处。除了不愿杀生，有的牧民也会同情熊的遭遇。“它在垃圾场吃的都是残羹剩饭，不如吃土拨鼠健康。”
有学者和公益机构负责人谈到，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看，“垃圾熊”现象是当地垃圾治理问题的集中体现。
“如何做好干湿垃圾分离，如何不让垃圾长期暴露在外，是目前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一名在当地从事多年环保工作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表示。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理查德·哈里斯来中国西部从事野生动物研究时就提示，在人熊长期共存的地区，熊和人类靠得太近，“危险地占据同一生态位，而且哪个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因此相较于保护棕熊，更应重视协调人熊冲突。
近40年过去，这一描述依然适用于今天的青藏高原。县城不断扩张、牦牛还要吃草，熊的活动区域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发生重叠。
牧民的担忧更加长远。当垃圾场的熊越来越多时，草场上的鼠兔也激增了。
才仁家的夏牧场上，数百平方米的草场布满密密麻麻的鼠兔洞，原本没过小腿的草毡已经褪去，只有一层贴着地皮的发硬的植物，“等天一冷，风一吹，这些也都刮没了。以后不会再长草，牦牛吃什么呢？”
熊都跑去吃人的食物和垃圾，就没有熊会来吃鼠兔和土拨鼠了。牧民觉得这不是臆测，小时候他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熊在草山上刨坑，“脑袋伸进洞里，一下叼出只土拨鼠。”但现在，在几百平方米的草地上，一个月也难发现一个熊刨下的坑。
学者周鹏（化名）在和牧民的访谈中也多次听到这一情况。他认为，如果熊长期依赖人类食物和垃圾，对啮齿类种群的生态调节作用可能减弱，从而导致啮齿类动物数量增加，进而对草场结构和植被覆盖造成负面影响。在青藏高原以群落结构相对单一、物种丰度较低的生态系统中，这种干扰可能削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功能完整性。
尽管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种简单的因果关联，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青藏高原上，这位青藏高原最大的捕食者一旦改变习性，将会对生态链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新京报、钱江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