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排行榜>《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吸引全球过半数财富500强企业的法律价值与制度边界——论国际法律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吸引全球过半数财富500强企业的法律价值与制度边界——论国际法律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 更新时间 2026-11-15 02:27:21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吸引全球过半数财富500强企业的法律价值与制度边界——论国际法律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摘 要

美利坚合众国特拉华州人口不足百万,却容纳了财富500强过半数公司与纽交所上市公司近六成的注册。既有研究多以"州际竞争""管理层俘获"或"网络效应"解释这一现象,但三者都是因果解释,未能回答一个规范问题:这部法律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笔者的综述主张,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的竞争力不在实体规则的优劣,而在其"基础设施化"——以授权性默认规则降低缔约成本,以专业化衡平法院将抽象信义义务细化为可操作的判准,以派生诉讼与账簿查阅提供低成本救济,三者共同生产出一种跨交易类型可复用的"治理语法"。这一构造的代价是:价值判断被程序技术吸收,实体正义让位于可预期性。

2024年以来的系列判决与2025年第21号参议院法案,暴露出"司法先导、立法兜底"分工的松动——当立法开始回溯性纠正判例,判例的稳定预期即被削弱,基础设施的信用随之折旧。对后发法域而言,可移植的是默认规则、专业审判与救济工具等技术装置,不可移植的是州际竞争这一政治条件;误将后者当作前者的前提,是法律移植失败最常见的认识论错误。

关键词: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内部事务原则;信义义务;州际竞争;法律基础设施;公司治理


引 言

一个不到一百万人口的州,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那一批公司提供注册地。财富500强中超过半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接近六成,以及相当比例的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与首次公开发行,都在特拉华州完成设立登记。这些公司绝大多数不在特拉华经营,董事会在加州、纽约、西雅图或上海开会,工厂与数据中心分布在其他州甚至其他国家,但它们治理结构中的默认规则、信义义务的判准、股东诉讼的管辖,都由特拉华州的法律与法院决定。

这一事实常被当作美国公司法优越性的证据,也被当作州际竞争有效性的证据。两种读法都太快。前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以普通法为基础、同样拥有成熟资本市场与专业法官的其他法域,未能复制这种集中;后者无法解释,为什么竞争的结果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单一赢家,而不是理论预期的均衡分布。

既有研究提供了三种主要解释。第一种是"竞优说"(race to the top);第二种是"竞次说"(race to the bottom);第三种是"网络效应说"。三者都有解释力,但都不是价值分析。

它们回答的是"为什么是特拉华",而不是"特拉华做对了什么"。

本文笔者要问的是后者。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GCL)的法律价值,究竟落在何处?如果落在实体规则,那么它的规则并不神秘,多数州可以照抄,事实上也照抄了;如果落在州际竞争,那么无法解释为什么竞争没有拉平差异;如果落在法官素质,那么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法域培养不出同等素质的法官。

因此,本文的核心观点是:DGCL的价值在于它被"基础设施化"。 基础设施的特征不是提供最优方案,而是提供稳定、通用、可被反复调用的接口。DGCL通过三项技术完成这一转化——授权性默认规则降低了缔约成本,专业化衡平法院把抽象的信义义务细化为可操作的判准,派生诉讼与账簿查阅提供了低成本的外部救济。三者叠加,使特拉华输出的不是一套"好规则",而是一套"治理语法"。

这一读法有代价。语法不判断句子好坏,只判断句子是否合法。当价值判断被程序技术吸收,实体正义就退居其次;当可预期性成为最高德性,不公正但稳定的规则也可能被长期维持。这正是DGCL最值得批评的地方,也是它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批评者常以为它在主张某种治理理想,其实它只承诺一件事:同样的争议,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处理。


一、事实与迷思:一个州如何成为公司法的首都

(一)注册地与经营地的分离

美国公司法的基本结构,是注册地规则而非经营地规则。公司在哪一州设立,就适用该州的公司法,哪怕全部资产、员工与客户都在另一州。这一规则的法律基础是"内部事务原则"(internal affairs doctrine);联邦最高法院在CTS诉动态公司案中确认,各州对在本州设立的公司享有适用其公司法的权力,即便该法影响了州际商业。

内部事务原则的意义,常被低估。它使公司法成为一件可以"选购"的产品。在多数单一制国家,公司适用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或者只有一部统一的全国性公司法,注册地的选择不产生规则差异。

特拉华的先发优势来自十九世纪末的一场竞赛。新泽西在1889年率先放宽公司法,特拉华在1899年跟进,并以更宽松的规则、更低的税负和更灵活的修订机制后来居上。此后的百年间,特拉华不断以修法回应商业需求。

数字可以说明集中程度。财富500强中超过六成在特拉华注册;在纽交所与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中,这一比例接近六成;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中,选择特拉华的比例长期在八成以上。特拉华州人口约一百零三万,面积在全美排第四十九,但其衡平法院每年处理的公司法案件数量,超过许多国家的全国总量。

财政依赖是理解特拉华行为逻辑的关键。 特许经营税与相关费用占州财政收入的相当比重,最高时接近四分之一。这笔收入不需要选民承担,只需要公司继续注册。于是州政府有强烈动机维持一套"客户满意"的制度。这不是阴谋,是财政结构塑造的制度激励。

(二)三种解释及其不足

竞优说的代表是温特与罗马诺。其问题在于,它把"选择"等同于"竞争",又把"竞争"等同于"效率"。注册地的选择并不由股东直接作出,而是由管理层决定;选择权的行使者与成本的承担者并不一致。

竞次说的代表是卡里与贝布chuk。其困难在于经验证据的混杂——如果特拉华真的一味迎合管理层,为何大量公司在其法律下仍然被收购、被诉讼、被判决高额赔偿?特斯拉薪酬案撤销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期权授予;一个纯粹被俘获的法院,不会作出这些判决。

网络效应说把重点放在供给侧。卡汉与卡马尔认为特拉华是一个"垄断者";卡马尔另指出,特拉华法律的有意"不确定性",恰恰是它维持垄断的策略。这一解释更接近事实,但仍停在因果层面——垄断可以解释价格,不能解释价值。

三种解释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它们都把公司法当作一组"规则",于是争论集中在规则内容的好坏。但公司法的实际运作更像一套"设施":规则只是可见的部分,真正决定体验的是规则的稳定性、可组合性与救济的可获得性。

(三)从因果到价值:一个分析转向

价值分析需要回答三个问题:这项制度解决了什么问题?它以什么方式解决?这种解决方式的代价是什么?

DGCL解决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不完整契约的执行"。公司是一组长期、开放、难以事前写全的契约。法律要做的,不是替当事人把契约写全,而是提供一套在契约未写全时仍然可用的默认规则,以及一套在发生争议时仍然可信的解释机制。

这解释了为什么DGCL的核心不是"最佳治理实践",而是"可用的默认值"。最佳实践会过时,默认值只需要稳定。这种"跨时间的可用性",是特拉华真正的产品。

代价也随之而来。稳定的默认值会固化次优安排;可预期的判例会抑制创新性的诉讼;低成本的救济会诱发机会主义诉讼。DGCL的价值与它的缺陷,是同一套技术的两面。 把它当作"最优",会看不到缺陷;把它当作"俘获",会看不到价值。


二、三重构造:DGCL如何被"基础设施化"

把DGCL拆开,可以看到三层相互支撑的技术:授权性默认规则、专业化衡平法院、低成本救济装置。三者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默认规则提供"可选项",法院提供"解释",救济提供"执行"。缺少任何一层,另外两层都会失效。

(一)默认规则:授权性立法的技术

DGCL在性质上是一部"授权性"(enabling)法规,而非"强制性"(mandatory)法规。它的多数条文以"除非章程另有规定"开头,把选择权交给设立人。第141条第(a)款规定公司业务由董事会管理,但章程可以重新分配;第102条第(b)款第(7)项允许章程免除董事因违反注意义务而产生的金钱责任;第216条允许章程调整法定人数与表决门槛。

这种设计的经济学含义,是降低缔约成本。这正是"菜单式立法"(menu statute)的功能:它把公司治理变成一组可组合的模块,而不是一套必须整体接受的方案。

菜单的完整性,是特拉华与他州的第一道差距。多数州也有授权性条款,但选项较少、修订较慢。这种"产品迭代"的速度,来自州财政对注册费的依赖,也来自律师社群与立法者的密切互动。

默认规则也有阴影。 第一,锚定效应:当事人倾向于接受默认值,这使得默认值的选择具有分配后果。第二,章程条款的"军备竞赛":管理层推动的条款不断扩张,股东只能在投票时事后否决。第三,模块化削弱了体系性:当治理结构可以由律师自由拼装,规则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就可能被牺牲。

(二)衡平法院:作为司法基础设施的专业化

如果说默认规则是"菜单",衡平法院就是"厨师"。特拉华衡平法院是美国少数几个只审衡平案件的法院:没有陪审团,法官由州长任命、参议院确认,任期十二年;案件由法官独任审理;程序上可以快速审理、发布禁令。

这套设置的核心优势是"解释的规模经济"。特拉华每年处理数百件公司法案件,法官终身处理同类争议,形成了一套高度细化的判准体系:收购防御适用"尤诺卡尔"中间标准,控制权变更适用"露华浓"拍卖义务,控股股东交易适用"完全公平"或"MFW"双重保护,董事监督义务适用"Caremark"标准。

判例的细化,使抽象的信义义务获得了"可操作性"。以控股股东交易为例:1983年的温伯格案确立"完全公平"标准;2014年的MFW案则提供了一条安全通道。这条路径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法院在个案中逐步构造出来的。

这正是"基础设施"的典型特征:它不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它告诉你怎样做才不会被推翻。

但司法基础设施也有脆弱性。第一,判例的连续性依赖法官的克制。第二,法官的任命具有政治性。第三,法院不能主动修法,只能等待案件。

衡平法院的另一个功能常被忽略:它提供了一个"说理的市场"。一份好的判决,胜过十条立法。

(三)救济装置:让权利变得"可执行"

第三层是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只是宣示。DGCL体系提供了三种相互配合的装置:股东派生诉讼、账簿查阅权、以及责任限制与保险。

派生诉讼允许股东以公司名义起诉董事与高管。它的程序门槛由"需求要件"控制。2021年的扎克伯格案统一了"无益性"的判准。这形成了一种"私人执法"的激励结构。

账簿查阅权是派生诉讼的"前置侦查"。它的成本远低于诉讼,效果却可能更大——一份会议记录足以证明董事会是否"知情",而这正是Caremark标准的核心事实。

责任限制与保险则提供了"防火墙"。1985年的范高尔康案判决董事因未充分了解合并价格而承担责任,引发董事责任保险危机;特拉华在次年修法。这一修法被批评为"保护无能",但它的实际效果是让董事愿意承担风险。

三重装置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低强度、高频次"的监督。代价同样明显:诉讼成本由公司承担;和解的普遍化使责任认定被回避;救济的有效性依赖信息的可获得性。


三、扩散的机制:接口接入,而非法律移植

(一)内部事务原则的效力与边界

DGCL的适用范围,由内部事务原则划定。这条界线,使特拉华能够在不主张域外管辖权的前提下,获得全球性的规范影响:它不需要求任何国家承认其主权,只需要求在该州注册的公司遵守其公司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DGCL的扩散不伴随美国公司法的"输出"。特拉华提供的是一套"内部治理的操作系统",而不是一套"商业活动的全部规则"。

内部事务原则的边界,近来受到挑战。当公司经营涉及国家安全、出口管制、数据主权,注册地法的排他性就会被削弱。这意味着,DGCL作为"治理语法"的垄断地位,正在被"监管语法"侵蚀——后者不关心公司在哪里注册,只关心行为发生在哪里、影响落到谁身上。

(二)外国公司为何选择特拉华

第一种解释是"绑定假说"(bonding hypothesis)。这一假说在跨境上市研究中获得了部分支持,但经验证据并不一致。

第二种解释是"交易语法"。选择特拉华,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规则,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被这套文档"读懂"。这是一种网络效应,但它的载体不是注册数量,而是合同文本与律师习惯。

第三种解释是"可执行性预期"。对跨境交易而言,争议解决的可预期性,往往比规则的实体内容更重要。

三种解释指向同一个结论:特拉华输出的是"接口",不是"意识形态"。 这也是它能够在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法域之间扩散的原因——接口不要求认同,只要求兼容。

反例同样有启发性。中国公司赴美上市,长期采用开曼群岛注册加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而非特拉华。原因不在公司法质量,而在税制、外资准入与协议控制的可操作性。把特拉华的成功归因于"更好的公司法",是把一个多变量问题简化成了单变量问题。


四、价值的限度:四次冲击

任何制度的价值,都要在压力下检验。2024年以来,DGCL经历了四次相互关联的冲击。四次冲击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基础设施"开始被当作"政治工具"使用,它的信用还能维持多久。

(一)判例的裂缝

2024年1月,特拉华衡平法院在托尔内塔诉马斯克案中撤销了特斯拉2018年授予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方案,价值约五百六十亿美元。法院的推理不是"薪酬过高",而是"程序有重大缺陷"。特斯拉随后将注册地迁往得克萨斯。

同一年,Match公司案与Moelis案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两案的逻辑都能自洽,但合起来的效果是:交易律师无法确定,什么样的安排既能获得控股股东的确定性,又不触犯董事会的不可让渡权力。

判例法的可预期性,依赖"同案同判"的稳定预期。当法院在同一议题上给出多重信号,律师的应对方式是"加保险",成本随之上升。这不是法院的过错,而是判例法在复杂交易领域的固有局限:它擅长处理已发生的争议,不擅长为未发生的交易提供确定性。

(二)立法的反噬:第21号参议院法案

2025年3月,特拉华州议会通过第21号参议院法案(Senate Bill 21)。法案修订了两处关键条文:第144条为控股股东交易提供"安全港";第220条收紧账簿查阅的范围。

支持者的理由是"恢复确定性";反对者的理由是"立法的回溯性"——法案适用于2025年2月17日之后的行为,而这一日期早于法案通过,等于用新规则覆盖旧判例。

这场争论的法律意义,超出条文本身。DGCL的核心资产,是"法院说理、立法兜底"的分工。SB 21打破了这一分工:立法不再兜底,而是纠偏;不再回应危机,而是回应游说。

当立法可以回溯性地推翻判例,判例的"先例价值"就被削弱。 律师在规划交易时,不再只问"法院会怎么判",还要问"立法会不会改"。多了一个变量,确定性就少了一分。这对特拉华是自我侵蚀:它用一次立法,换取了短期的客户满意,却损害了长期赖以生存的信用。

我不认为SB 21会被推翻,也不认为它会立刻导致大规模迁册。但它确实改变了一件事:特拉华不再被视为"中立的规则提供者",而被视为"可以被游说修改规则的立法者"。 对一个以"确定性"为卖点的法域,这是一个身份上的降级。

(三)竞争者的出现

得克萨斯与内华达是这一轮竞争的直接受益者。得克萨斯在2025年设立专门的商事上诉法院;内华达则长期以更宽松的董事责任标准吸引公司。特斯拉、TripAdvisor等公司的迁册,被媒体解读为"逃离特拉华",尽管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规模。

真正值得关注的竞争者,不在美国境内。阿布扎比全球市场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以普通法为基础;新加坡在2025年修订公司法;欧盟在2019年通过跨境转换指令。这些安排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注册地"从物理地址变成法律选择。

特拉华的应对空间有限。这不是策略问题,是结构问题:一个以"确定性"为核心产品的法域,在客户要求"更宽松"时,注定要面对身份冲突。

(四)联邦化与全球化的双重挤压

公司法在美国从来不是纯粹州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2002年萨班斯法、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都在实质性地改变公司治理。这种"事实上的联邦化",使DGCL的自治空间不断收窄。

全球层面的挤压更为隐蔽。欧盟的公司可持续治理指令、供应链尽职调查指令、人工智能法,都在以"行为规制"的方式,要求公司建立超越股东价值的问责结构。

DGCL对此的回应,是把这些要求"合同化"。这是一种聪明的适应,但也暴露了它的局限——它只能处理"已经被立法者接受"的要求,无法处理"尚未形成共识"的争议。当政治分歧大于法律技术,基础设施就无能为力。


五、重新界定"法律价值"

(一)程序确定性,而非实体最优

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DGCL的法律价值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它提供的不是"最优治理",而是"可执行的预期"。 这两者的区别,决定了如何评价它。如果标准是"最优",DGCL有很多缺陷;但如果标准是"可执行",DGCL的表现相当好:规则稳定,判例细密,救济可得,争议解决的时间与成本可预期。

对一家需要融资、并购、上市、股权激励的公司,这些属性的价值,远高于"理论上更公平"的规则。因为商业决策需要的不是"正确",而是"可以据此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法律移植"常常失败。后发法域往往移植规则文本,却忽略了使规则可执行的配套设施:专业化的法院、细化的判例、可获得的证据、合理的诉讼成本、律师社群的知识积累。没有这些,规则只是一纸条文。

(二)效率与正当性的张力

程序确定性有一个代价:它会把"谁有资格参与决策"这个问题,转化为"谁有能力启动程序"这个问题。股东可以起诉,因为他们是剩余索取权人;员工、债权人、社区不能起诉,因为他们不是公司法上的权利主体。DGCL的救济装置,本质上是一套"股东专属"的监督机制。

DGCL的"价值"是有边界的——它解决的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不解决公司与社会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把前者当作后者的解决方案,是范畴错误。

(三)可移植性:技术装置与政治条件

对后发法域而言,DGCL的经验可以分成两部分:可移植的技术,与不可移植的条件。

可移植的技术包括四项。 第一,授权性默认规则;第二,专业化商事审判;第三,低成本救济;第四,披露与责任限制的平衡。

不可移植的条件,是州际竞争。 单一制国家没有这个市场,也就没有"用脚投票"的约束。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立法缺乏改进压力,二是法院缺乏解释动力。承认这一点,比假装可以复制"特拉华模式"更诚实。

但"没有州际竞争"不等于"没有制度竞争"。中国在2013年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2019年设立科创板,在2021年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本质上是在单一制内部制造"制度试验田"。

2023年修订、2024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若干方向上与DGCL的技术逻辑相通。这些改革的可借鉴之处,不在条文,而在"默认规则+专业化审判+可执行救济"的组合。如果只改条文,不改审判与救济,结果仍然是"纸面上的公司法"。

这里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陷阱。把"州际竞争"当作公司法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会得出一个宿命论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竞争提供了一种"退出威胁",而退出威胁的替代品,是"声音"——股东诉讼、媒体监督、监管问责、国际评级。

(四)一个未完成的判断:SB 21之后

本文写作时,SB 21的后果尚未完全显现。可以观察到三种迹象:迁册的讨论在增加,但实际迁移仍然有限;机构投资者开始把"治理管辖地"纳入投票政策;其他州在加快修法。

这三种迹象指向一个中间状态:特拉华不会失去主导地位,但它的"溢价"会下降。 溢价来自确定性,而确定性正在被立法与判例的双重不确定侵蚀。这是一个缓慢的、自我强化的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结 语

财富500强过半数的注册,常被当作美国公司法优越性的证明。本文的结论要克制得多:这是"基础设施"的胜利,不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DGCL提供的是一套稳定、可组合、可执行的治理语法,使复杂的交易能够在可预期的框架内完成。它的价值在程序,不在实体;在可用,不在最优。

这一读法既能解释它的成功,也能解释它的困境。SB 21不是一次普通的修法,它是一次身份选择:特拉华究竟要做"规则的托管人",还是做"规则的供应商"。 前者需要克制,后者只需要响应。

对后发法域的启示,也应克制。可移植的是技术装置;不可移植的是政治条件。把技术当作全部,会低估制度环境;把条件当作前提,会高估宿命。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在既有体制内制造"功能等价物"。

最后,回到那个最朴素的问题:一部法律的价值,究竟由什么衡量?

不是由它写了什么,而是由它能让人们做什么。DGCL让一家成立第一天的公司,可以用一套全球通行的条款融资;让一场跨国并购,可以在事前判断风险;让一次控制权争夺,可以在数月内得到判决。这些"让",才是它的价值所在。当这些"让"开始变得不确定,再多的注册数量,也只是统计上的惯性。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1] 蔡立东:《公司自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 曹兴权:《公司法的现代化:方法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3] 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邓峰:《代议制的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5] 方流芳:《公司词义考:解读语词的制度信息》,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6] 方流芳:《认真对待公司法:基于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实践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7] 傅穹:《重思公司资本制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8] 顾功耘主编:《公司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9]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0] 蒋大兴:《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载《法学》2017年第4期。[11] 李建伟:《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12]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13]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4] 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15] 缪因知:《中国证券法律实施机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6] 彭冰:《中国证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7] 沈朝晖:《证券法的权力分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8]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19] 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20] 汤欣:《控股股东法律规制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21] 王保树:《商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2] 张巍:《资本的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23] 张巍:《资本的规则II》,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24] 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25]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二、英文著作

[26] Berle &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1932).[27] Allen, Kraakman & Subramani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5th ed. 2016).[28] Bainbridge, The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29] Cheffins, Company Law: Theory,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1997).[30] Choper, Coffee & Gils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8th ed. 2013).[31] Clark, Corporate Law (1986).[32] Easterbrook &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1991).[33] Eisenberg, The Structure of the Corporation (1976).[34]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1970).[35]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3rd ed. 2017).[36] Macey,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mises Kept, Promises Broken (2008).[37] Mayer, Prosperity: Better Business Makes the Greater Good (2018).[38] Milhaupt & Pistor, Law and Capitalism (2008).[39] Monks & Minow, Corporate Governance (5th ed. 2011).[40] Pistor, The Code of Capital (2019).[41] Roe, Strong Managers, Weak Owners (1994).[42] Ro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3).[43] Romano, The Genius of American Corporate Law (1993).[44] Stout, The Shareholder Value Myth (2012).[45]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 (2nd ed. 1993).

三、英文论文

[46] Allen, Our Schizophrenic Conception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14 Cardozo L. Rev. 261 (1992).[47] Arsht, A History of Delaware Corporation Law, 1 Del. J. Corp. L. 1 (1976).[48]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99 Econ. J. 116 (1989).[49] Bainbridge, The Creeping Federalization of Corporate Law, 26 Regulation 26 (2003).[50] Bainbridge, Director Primacy, 97 Nw. U. L. Rev. 547 (2003).[51] Bebchuk, Federalism and the Corporation, 105 Harv. L. Rev. 1435 (1992).[52] Bebchuk, The Case for 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 118 Harv. L. Rev. 833 (2005).[53] Bebchuk & Cohen, Firms' Decisions Where to Incorporate, 46 J.L. & Econ. 383 (2003).[54] Bebchuk, Cohen & Ferrell, Does the Evidence Favor State Competition in Corporate Law?, 90 Cal. L. Rev. 1775 (2002).[55] Bebchuk & Hamdani, Optimal Defaults for Corporate Law Evolution, 96 Nw. U. L. Rev. 489 (2002).[56] Bebchuk & Hamdani, The Elusive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andards, 157 U. Pa. L. Rev. 1263 (2009).[57] Bebchuk, Cohen & Wang, Learning and the Disappearing Association between Governance and Returns, 108 J. Fin. Econ. 323 (2013).[58] Black, Is Corporate Law Trivial?, 84 Nw. U. L. Rev. 542 (1990).[59] Black,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Strong Securities Markets, 48 UCLA L. Rev. 781 (2001).[60] Blair & Stout, 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 85 Va. L. Rev. 247 (1999).[61] Brudney, Corporate Governance, Agency Costs, and the Rhetoric of Contract, 85 Colum. L. Rev. 1403 (1985).[62] Cain & Solomon, A Great Game: The Dynamics of State Competition and Litigation, 100 Iowa L. Rev. 465 (2015).[63] Cary, Federalism and Corporate Law: Reflections upon Delaware, 83 Yale L.J. 663 (1974).[64] Coffee, No Exit?, 53 Brook. L. Rev. 919 (1988).[65] Coffee, The Future as History, 93 Nw. U. L. Rev. 641 (1999).[66] Coffee, Racing Towards the Top?, 102 Colum. L. Rev. 1757 (2002).[67] Coates,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akeover Defenses, 89 Cal. L. Rev. 1301 (2001).[68] Cremers & Ferrell, Thirty Years of Shareholder Rights and Firm Value, 69 J. Fin. 1167 (2014).[69] Dammann & Hansmann, Globalizing Commercial Litigation, 94 Cornell L. Rev. 1 (2008).[70] Daines, Does Delaware Law Improve Firm Value?, 62 J. Fin. Econ. 525 (2001).[71]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75 Am. Econ. Rev. 332 (1985).[72] Doidge, Karolyi & Stulz, Why Do Countries Matter So Much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86 J. Fin. Econ. 1 (2007).[73] Doidge, Karolyi & Stulz, The U.S. Left Behind?, 110 J. Fin. Econ. 546 (2013).[74] Dooley, Two Mode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47 Bus. Law. 461 (1992).[75] Eisenberg, The Conception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Nexus of Contracts, 24 J. Corp. L. 819 (1999).[76] Fama & Jense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26 J.L. & Econ. 301 (1983).[77] Fischel, The "Race to the Bottom" Revisited, 76 Geo. L.J. 913 (1988).[78] Gilson, Globaliz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vergence of Form or Function, 49 Am. J. Comp. L. 329 (2001).[79] Gompers, Ishii & Metrick,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quity Prices, 118 Q.J. Econ. 107 (2003).[80] Gordon, The Mandator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89 Colum. L. Rev. 1549 (1989).[81] Goshen & Hamdani, Corporate Control and Idiosyncratic Vision, 125 Yale L.J. 560 (2016).[82] Hamermesh, The Policy Foundations of Delaware Corporate Law, 106 Colum. L. Rev. 1749 (2006).[83] Hansmann & Kraakman, 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 89 Geo. L.J. 439 (2001).[84] Hansmann, Kraakman & Squire, Law and the Rise of the Firm, 119 Harv. L. Rev. 1333 (2006).[85] Jensen &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3 J. Fin. Econ. 305 (1976).[86] Johnson, The Delaware Judiciary and the Meaning of Corporate Law, 110 Mich. L. Rev. 1335 (2012).[87] Kahan & Kamar, The Myth of State Competition in Corporate Law, 55 Stan. L. Rev. 679 (2002).[88] Kahan & Rock,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Pill, 29 J. Legal Stud. 871 (2000).[89] Kamar, A Regulatory Competition Theory of Indeterminacy in Corporate Law, 98 Colum. L. Rev. 1908 (1998).[90] Karpoff & Wittry, Do Takeover Defense Indices Measure Takeover Deterrence?, 31 Rev. Fin. Stud. 2359 (2018).[91] La Porta et al., Law and Finance, 106 J. Pol. Econ. 1113 (1998).[92] La Porta et al.,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58 J. Fin. Econ. 3 (2000).[93] Lemley & McGowan, Legal Implications of Network Economic Effects, 86 Cal. L. Rev. 479 (1998).[94] Legr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Legal Transplants", 4 Maastricht J. Eur. & Comp. L. 111 (1997).[95] Macey & Miller, Toward an Interest-Group Theory of Delaware Corporate Law, 65 Tex. L. Rev. 469 (1987).[96] Millste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ertifying Board, 48 Bus. Law. 1485 (1993).[97] Rock, Saints and Sinners: How Does Delaware Corporate Law Work?, 44 UCLA L. Rev. 1009 (1997).[98] Rock, Adapting to the New Shareholder-Centric Reality, 161 U. Pa. L. Rev. 1907 (2013).[99] Roe, Delaware and Washington as Corporate Lawmakers, 34 Del. J. Corp. L. 1 (2009).[100] Romano, Law as a Product, 1 J.L. Econ. & Org. 225 (1985).[101] Romano, The Shareholder Suit: Litigation without Foundation?, 7 J.L. Econ. & Org. 55 (1991).[102] Shleifer &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52 J. Fin. 737 (1997).[103] Stout, The Toxic Side Effects of Shareholder Primacy, 161 U. Pa. L. Rev. 2003 (2013).[104] Strine, The Delaware Way, 30 Del. J. Corp. L. 673 (2005).[105] Strine, Toward a True Corporate Republic, 119 Harv. L. Rev. 1759 (2006).[106] Stulz,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12 J. Applied Corp. Fin. 8 (1999).[107] Subramanian, The Disappearing Delaware Effect, 20 J.L. Econ. & Org. 32 (2004).[108] Thompson & Sale, Securities Fraud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56 Vand. L. Rev. 859 (2003).[109] Veasey & Di Guglielmo, What Happened in Delaware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from 1992-2004?, 153 U. Pa. L. Rev. 1399 (2005).[110] Winter, State Law, Shareholder Prote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6 J. Legal Stud. 251 (1977).

四、判例

[C1]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v. Airgas, Inc., 16 A.3d 48 (Del. Ch. 2011).[C2]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Del. 1984).[C3] Basic Inc. v. Levinson, 485 U.S. 224 (1988).[C4] CTS Corp. v. Dynamics Corp. of America, 481 U.S. 69 (1987).[C5] Corwin v. KKR Financial Holdings LLC, 125 A.3d 304 (Del. 2015).[C6] Guth v. Loft, Inc., 5 A.2d 503 (Del. 1939).[C7]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698 A.2d 959 (Del. Ch. 1996).[C8] In re Fox Corp., 2023 WL 4365705 (Del. Ch. 2023).[C9] In re Match Group,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315 A.3d 446 (Del. 2024).[C10] In re McDonald's Corp. Stock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289 A.3d 343 (Del. Ch. 2023).[C11] In re Trados Inc. Shareholder Litigation, 73 A.3d 17 (Del. Ch. 2013).[C12] Kahn v. Lynch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c., 638 A.2d 1110 (Del. 1994).[C13] Kahn v. M and F Worldwide Corp., 88 A.3d 635 (Del. 2014).[C14] Marchand v. Barnhill, 212 A.3d 805 (Del. 2019).[C15] 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561 U.S. 247 (2010).[C16] Omnicare, Inc. v. NCS Healthcare, Inc., 818 A.2d 914 (Del. 2003).[C17] Rales v. Blasband, 634 A.2d 927 (Del. 1993).[C18]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173 (Del. 1986).[C19] 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462 (1977).[C20] Security First Corp. v. U.S. Die Casting and Development Co., 687 A.2d 563 (Del. 1997).[C21] Segway Inc. v. Cai, 305 A.3d 651 (Del. 2023).[C22] 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 280 A.2d 717 (Del. 1971).[C23]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Del. 1985).[C24] 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C25] Tornetta v. Musk, 310 A.3d 430 (Del. Ch. 2024).[C26]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v. Zuckerberg, 262 A.3d 1034 (Del. 2021).[C27]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Del. 1985).[C28] Weinberger v. UOP, Inc., 457 A.2d 701 (Del. 1983).[C29] West Palm Beach Firefighters' Pension Fund v. Moelis & Co., 311 A.3d 809 (Del. Ch. 2024).[C30] Zapata Corp. v. Maldonado, 430 A.2d 779 (Del. 1981).

五、制定法与官方文件

[S1] Delaware Constitution, art. IV, § 10.[S2]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8 Del. C. §§ 101-398 (2025).[S3] 8 Del. C. § 102(b)(7)(董事责任限制条款).[S4] 8 Del. C. § 141(a)(董事会管理权).[S5] 8 Del. C. § 144(利益冲突交易,2025年修订).[S6] 8 Del. C. § 220(账簿与记录查阅,2025年修订).[S7] Senate Bill 21, 153rd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2025).[S8] Directive (EU) 2019/21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November 2019, OJ L 321/1.[S9] Delaware Division of Corporations, Annual Report Statistics.[S10]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Benchmark Policy Guidelines.

随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