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第二,安徽跻身全国十强,地方财政为何吃紧?
作为书画研究会的会员,每逢重大节假日,政府都会要求我们上交作品以举办书画展。前些年,展后作品都要出一本书画册,人手一本,街道还会请我们聚一餐,近两三年来,不但不聚餐,连画册也免了。前几天我还听一位同事说,教师带队去参加体育赛事,连给学生买保险的钱都拿不出。那么问题来了,GDP强势增长,中国位居世界第二,安徽也跻身全国十强,为什么基层政府却陷入财政困境呢?我觉得,GDP世界第二也好,全国十强也罢,只是经济总量的宏观概念,而基层政府财政窘迫,反映的是财政收支在央地之间、区域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以下我想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财政收入和居民消费,并没有同步跟上GDP的暴涨。几乎所有城市一直都在疯抢招商引资,给地、给钱、给电价优惠、给税收返还,都卷上了天。但这些项目落地后,地方政府到底能得到多少回报?地方政府收获的是GDP,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政府给招商来的企业各种补贴和优惠,而企业所得税却是前两年免征,后三年减半。说个税,一个企业员工还不到两万人;说增值税,芯片制造的设备和材料大量进口,出口还享受退税;说土地出让金,本就低得可怜的工业用地多半还分期返还。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地方政府怎么尽做赔本的买卖?拼命招商拉高GDP有啥用?当然有用,GDP事关城市排名、官员考核、融资信用。但GDP不能发工资,不能还城投债,不能填补养老金缺口。真金白银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是基层政府的财政底气。据央广网合肥7月份消息,合肥上半年GDP7073亿元,同比增长6.8%。合肥靠半导体和汽车逆袭,增速为万亿城市全国居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仅增0.6%,低于全国1.3%的平均水平,仅排GDP五十强第35位。再看光模块重镇苏州,GDP增长5.6%,芯片出口暴涨,但社零不增反降,为负0.5%。这也难怪,地方政府没钱,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儿去,年轻人还担着房贷,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让人家去消费,恐怕自己都说不出口。而兜里有点闲钱的人也不想多消费,他们更愿意把钱存到银行去,天晴以防天阴时,不攒些钱,遇事靠谁去?房地产时代,一个楼盘链条上有建筑工、装修工、家电销售员、房产中介、物业保安等几十万人。出口制造时代,一座工厂几万人拉动了周边餐馆、出租房、小卖部等的消费。互联网平台时代,数万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靠它吃饭。以上这些产业带来的财富如涟漪荡漾,经济学上叫“涓滴效应”。地方政府那是心里乐啊:有人就有个税,有消费就有增值税和营业税,房子卖得好土地就值钱。而现在的硬科技,比如AI、机器人、高端制造等,使企业员工大幅减少。一家市值三千亿的芯片公司,员工可能还不到一万人。硬科技造富使得少数人富甲一方。一家上市公司市值暴涨几千亿,创始人腰缠万贯,但只要不减持不分红,这笔财富在税收上几乎是“隐形”的,因为这些收益在现行税制下不仅最难征,而且征得最少。据报道,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持有公司1.28亿股,总裁吴晓如持有1832万股,去年实际年薪分别为410万元和300万元,这只相当于他俩该领的实际薪酬的15%,二人分别少领2385.69万元和2495.69万元。而房地产的不景气,使卖地收入持续走低,也波及到许多相关产业链。2021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峰值是8.7万亿元,到2025年已降至4.15万亿元,四年间锐减约4.6万亿元,降幅达52.3%。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缩水直接导致地方可用财力紧张,加大了偿还债务压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占地方总收入的比重,已从2021年的45.8% 骤降至2025年9月的22.8%。于是就形成一个不好的闭环:产业越升级,财富就越向资本和少数人集中;财富越向资本集中,地方政府就越难通过税收获利;地方财政越紧,就越依赖卖地和举债;越依赖卖地举债,就越需要新的大项目来撑门面。如此循环,周而复始。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支出责任,但自主财力相对有限。2024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6%,但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占比仅为54%,中间的缺口主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超过10万亿元。这种格局有其历史成因,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力增强,但地方支出责任改革相对滞后。地方财政支出从2016年起已超过全国财政收入,中央转移支付规模也从2022年开始超过中央本级收入。转移支付虽能维持基本运转,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地方“钱少事多”的处境。在债务增加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端几乎没有弹性。基层政府“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三保是底线,民生支出在部分县级财政中占比已超八成。比如在教育、社保、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投资,都是保障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有县级财政局长坦言,当地每月收入约1至2亿元,仅三保支出每月就需要4亿元左右。不能按时给公务员发薪,也似乎成了一些基层的家常便饭。西南财经大学测算,全国2700多个县级地区的平均财政自给率仅约38%,近五成区县甚至不足30%。为了发展而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没有量入而出,甚至不惜举债大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造成重复和浪费不在少数。借贷不仅要还本金,还要付巨额利息,这就使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2025年地方债付息规模达1.48万亿元,专项债付息支出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比例约为8.42%,正在逼近10%的财政重整警戒线。全国已有18个省的专项债付息占比超过10%。付息也是刚性支出,持续增长会直接压缩用于公共服务和建设的可用资金。GDP总量领先与地方财政困境并存,是“土地财政”退潮之后,地方财政从收入到支出都尚未完成转型的集中体现。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说明这已被视作需要系统性回应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单纯的短期流动性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