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品牌文明】从城市产品化运营到城市文明化涵养的范式升级研究!(七)

【城市品牌文明】

从城市产品化运营

到城市文明化涵养的范式升级研究！（七）

第七章 典型城市案例分析

前文已经论证，城市品牌产品化是城市品牌建设的1.0范式，其核心是整合地理、文化、产业等差异化要素，将城市作为综合产品进行定位、包装、传播与运营；而城市品牌文明作为2.0升级范式，强调以城市精神为内核，把价值共识、治理制度、市民素养、公共文化、产业文明与社会传播融为一体，突破单一行政主导的“一把手工程”，形成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同践行、共同传承的长期文明工程。为进一步检验该理论框架的解释力，本章选取不同类型城市，从产品化实践基础、城市精神凝练、文明转化空间、多元共建机制等维度开展案例分析。

7.1 案例选择原则

本章案例选取遵循三项原则：

第一、类型代表性，兼顾历史文化名城、创新型城市、工商传统城市三类典型；

第二、实践关联性，案例城市均较早开展城市品牌、城市精神相关建设，具备产品化运营基础；

第三、论证适配性，案例重点用于对照“产品化运营”与“文明化涵养”两种范式的差异，验证M-5PA框架的应用逻辑，不对城市建设成效作全面优劣评判。

7.2 案例一：历史文化名城类——以苏州为例

7.2.1 城市品牌产品化实践基础

苏州拥有江南水乡、古典园林、吴文化、高新产业、工业园区等差异化资源，长期以来城市品牌传播围绕“人间天堂”“历史文化名城”“创新名城”展开，属于典型的要素整合型城市品牌产品化实践。在产品化范式下，苏州将园林、古城、非遗、产业园区、文旅节庆等资源进行包装推广，面向游客、投资者塑造高识别度城市形象，实现知名度、招商引资与文旅产业的提升，契合吕天祝所提出的整合差异化要素、形成公众认知资源的理论内涵。

7.2.2 城市精神内核

苏州城市精神凝练为“崇文、融和、创新、致远”，根植于吴文化长期积淀，包含耕读传家、工商传统、开放包容、精工务实等人文基因，是这座城市区别于其他江南城市的精神内核。该城市精神并不是单纯营销口号，而是深度嵌入城市治理、产业发展与市民生活。

7.2.3 基于城市品牌文明框架的分析

按照M-P4A框架进行解析：

——M（Mission 城市文明使命）：以崇文致远、融和创新作为长期文明使命，不是短期文旅营销目标，而是古城保护、产业升级、市民素养培育共同遵循的价值纲领；

—— P（Position 差异化文明定位）：差异化文明定位不是单纯“园林旅游城市”，而是吴文化底色下，历史保护与现代创新共生的江南文明城市；

——A（Advantage 内生文明优势）：园林、古城、制造业基础等资源，转化为精工文化、开放创新、精细治理的文明优势，实现资源禀赋向文明品格转化；

——A（Audience 双重共建受众）：一方面外部受众是游客、投资者，另一方面核心共建主体是本地市民，古城保护、非遗传承、社区文化活动均需要市民长期参与；

—— A（Action 文明实践行动）：包括古城保护制度、公共文化体系、非遗活化、产业文明建设、文明城市创建等行动，将城市精神落实到制度与日常实践；

—— A（Alliance 文明共生联盟）：政府、文物机构、社区、企业、非遗传承人、智库、媒体协同参与，并非单纯依靠行政推动。

7.2.4 案例启示

苏州案例说明，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具备成熟的城市品牌产品化基础，但真正实现品牌长效生命力，关键在于把历史文化资源上升为城市精神统领，从文旅产品营销转向文明涵养。如果仅停留在园林、水乡的产品化包装，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而以城市精神统领，将古城保护、产业发展、市民文化认同融为一体，正是城市品牌文明的实践方向。

7.3 案例二：创新型城市类——以深圳为例

7.3.1 城市品牌产品化实践基础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城市品牌长期围绕“特区”“创新”“开放”展开，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特区改革叙事、城市形象传播等要素整合，塑造高辨识度城市品牌，是国内城市品牌产品化非常典型的样本。产品化阶段重点突出改革试验、产业创新、移民城市等卖点，面向全国乃至国际塑造城市吸引力，吸引人才、资本与产业落地。

7.3.2 城市精神内核

深圳城市精神核心表达为“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追求卓越”，根植于特区开拓历史与移民文化，是城市品牌最核心的人文精神。该精神超越了产业、政策等表层要素，成为城市长期发展的价值信念。

7.3.3 基于城市品牌文明框架的分析

——M（Mission 城市文明使命）：以敢闯敢试、追求卓越作为长期文明使命，其内涵不只是经济增长，更是改革创新、法治文明、开放包容的文明追求；

—— P（Position 差异化文明定位）：差异化文明定位不是单纯“科技产业城市”，而是改革创新驱动的现代文明城市；

——A（Advantage 内生文明优势）：特区政策、高新技术产业等优势，转化为创新伦理、法治意识、移民包容的文明优势；

——A（Audience 双重共建受众）：城市的核心共建主体是来自各地的建设者、市民，外部受众是全球人才与投资者，城市品牌的口碑本质上由千万市民的创新实践共同生成；

——A（Action 文明实践行动）：创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建设、志愿者文化、现代法治建设、创新文化活动等，构成文明实践行动体系；

——A（Alliance 文明共生联盟）：政府、科创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市民群体共同构成创新文明生态，突破单一行政主导模式。

7.3.4 案例启示

深圳案例印证，创新型城市的品牌不能长期停留在产业产品化宣传。产业优势如果缺少城市精神统领，容易随着产业周期变化而弱化；而把改革创新精神升华为城市品牌文明，使创新成为制度、文化、市民品格共同支撑的文明体系，城市品牌才具备跨周期的长期生命力，也体现了全民共建的特征。

7.4 案例三：工商传统城市类——以宁波为例

7.4.1 城市品牌产品化实践基础

宁波拥有港城、商帮文化、制造业、港口经济等差异化要素，城市品牌长期围绕港口、甬商、制造名城进行整合传播，属于典型工商类城市品牌产品化实践。在产品化范式下，重点推广港口资源、商帮历史、制造业基础，面向投资者、商贸主体塑造城市形象。

7.4.2 城市精神内核

宁波城市精神为“诚信、务实、开放、创新”，根植于甬商文化，核心是诚信经商、务实开拓，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人文基因，也是区别于其他港口城市的精神内核。

7.4.3 基于城市品牌文明框架的分析

—— M（Mission 城市文明使命）：以诚信务实、开放创新作为文明使命，将甬商诚信文化上升为城市整体价值追求；

——P（Position 差异化文明定位）：差异化文明定位不是单纯港口制造城市，而是甬商诚信文明底色的港城；

——A（Advantage 内生文明优势）：港口、制造业、商帮历史等资源，转化为诚信伦理、实业精神、开放务实的文明优势；

——A（Audience 双重共建受众）：本地企业家、市民是核心共建主体，外部受众是商贸伙伴、投资者；

——A（Action 文明实践行动）：包括诚信体系建设、实业文化传承、营商环境优化、工商文化公共教育等行动；

——A（Alliance 文明共生联盟）：政府、商协会、企业、高校、市民共同参与，工商文明建设依靠社会力量协同推进。

7.4.4 案例启示

宁波案例说明，工商类城市品牌很容易停留在港口、产业的产品化宣传，但其真正独特竞争力来自商帮人文精神。将工商精神转化为城市品牌文明，把诚信文化嵌入营商环境、市民品格与产业伦理，是产品化升级到文明化的重要路径，也说明城市品牌文明并非只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工商型城市同样具备理论适用性。

7.5 跨案例综合比较

请看如下列表：

比较维度 苏州（历史文化名城） 深圳（创新型城市） 宁波（工商传统城市） 

产品化核心要素 园林、吴文化、高新产业 特区、科创、改革叙事 港口、甬商、制造业 

城市精神内核 崇文、融和、创新、致远 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追求卓越 诚信、务实、开放、创新 

文明转化方向 历史保护与现代创新共生 改革创新现代文明 甬商诚信工商文明 

共建主体特征 市民、非遗传承人、文化机构 科创群体、移民市民、企业 企业家、商协会、实业群体 

范式升级关键 从文旅包装转向吴文化文明涵养 从产业宣传转向创新文明体系 从港城营销转向工商文明建设 

由此，我们从跨案例比较可以发现，三类城市虽然资源禀赋不同，但都经历了相似逻辑：初期依靠地理、文化、产业要素整合，开展城市品牌产品化运营；当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单一产品化宣传已经难以支撑城市品牌的深度认同，必须回归城市精神，走向城市品牌文明建设。

同时，三个案例都体现出，城市品牌文明不能依靠政府单独推动，需要市民、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并非一把手工程，而是全体市民共同责任与共同追求”这一核心观点。

7.6 案例研究存在的局限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案例属于理论印证型案例分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证量化研究。案例城市虽然已经开展城市精神、文明城市、城市品牌相关实践，但尚不能等同于已经完整建成“城市品牌文明”体系，而是具备向城市品牌文明升级的基础与方向。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设计评价指标，开展量化测度与多案例比较，深化理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