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测评资格”——媒体测评的信任前置原则与资格证成逻辑

关键词：#媒介公信力；#测评资格；#塔西佗陷阱；#信任前置；#汽车测评

一、引言

汽车测评的核心功能，在于以专业手段降低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购车者做出理性决策。这一功能的实现，并不依赖于测评数据本身的“绝对正确”，而依赖于消费者对测评机构的基本信任——信任测评机构不会为了商业利益而系统性地歪曲事实，信任其测试流程的透明性与可复现性，信任其结论的得出是基于技术判断而非利益算计。

当这种信任遭到根本性破坏时，测评活动将面临一个悖论：它仍然可以产出数据、发布结论，但这些数据和结论不再被受众接受为有效信息。换言之，公信力的丧失，使测评行为失去了意义。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命题——“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测评资格”——的真实内涵：公信力不是测评资格的结果，而是测评资格的前提条件。

二、理论框架：媒介可信度的构成与信任的前置性

2.1 媒介可信度的经典理论谱系

媒介可信度的学术研究可追溯至Hovland等人在1953年提出的来源可信度模型（Source Credibility Model），该模型将可信度解构为“可靠性”（trustworthiness）与“专业性”（expertness）两个核心因素。此后，Berlo、Lemert和Metz（1969）对Hovland的框架进行了重要修正，认为其过于强调消息来源的客观条件与资格，而忽略了受众主观评价的重要性，遂从阅听人视角出发，提出了“安全”（safety）、“资格”（qualification）、“动力”（dynamism）三个评估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理论演进中，“资格”（qualification）始终是一个核心变量。它近似于Hovland框架中的“专业性”，但指向的不仅是测评机构是否具备技术能力，更包括其在受众心目中是否被认可为有资格做出判断。换言之，资格并非由机构自行宣称获得，而是由受众在信任评估中授予。 这一洞见为本文“信任前置”命题提供了理论支点。

Gaziano和McGrath（1986）编制的12项可信度变量量表，涵盖信任度、准确性、公正性、无偏见、完整性、客观性等维度，成为新闻可信度研究的基准工具。后续研究者如Rimmer和Weaver将其精简为四个核心指标：是否存在偏见、是否讲述完整故事、是否准确、是否可信。在汽车测评的语境中，这四个指标恰恰对应了公众对测评机构的核心关切：测试方法是否公正、信息呈现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准确、结论是否可信。

2.2 “塔西佗陷阱”在媒介信任领域的适用机制

“塔西佗陷阱”原本描述的是公权力失去公信力后的困境：“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在媒介信任领域，这一机制同样成立。有研究指出，若市场化新闻机构在缺少对自身错误及更正情况评估、缺乏对信任损益机制理解的情况下，就可能陷入媒介可信度意义上的“塔西佗陷阱”。

将这一机制应用于媒体测评领域，可以得出一个关键推论：测评机构的公信力一旦跌破临界阈值，其后续的所有测评——无论是否客观准确——都将被受众默认为不可信。 这不是受众的非理性偏见，而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受众基于历史经验做出的理性防御。当受众无法以合理成本逐次核实测评结果的真实性时，用“一次不忠，终身不用”的策略来过滤信息，是成本最低、最不易被操纵的自我保护手段。

三、案例实证：懂车帝的争议史与信任消解机制

3.1 争议事件的时间线梳理

懂车帝的公信力损耗并非单一事件所致，而是一条贯穿多年的争议链条。2021年的比亚迪汉EV对撞测试引发对测试公正性的最初质疑；2023年冬测中，问界M7续航达成率仅31.6%排名垫底，余承东公开斥其为“坑人的测试，误导民众”，吉利杨学良则表示测试“不科学、不严谨”，“不仅误导了消费者，还伤害了懂车帝自身的公信力”，长城汽车专门召开圆桌论坛质疑测试标准。

2025年的《懂车智炼场》辅助驾驶测试将争议推至新高度。博主“Navis-慢点评测”以数据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在“消失的前车”测试场景中，特斯拉Model X与目标假车的距离约为140米，而领克900仅约60米；在“环岛汇入”场景中，阿维塔12与小米SU7面对假车启动的时机存在显著差异。博主得出的结论是：“消失前车，取决于懂车帝设置的距离车速；高速加塞，取决于懂车帝控制的加塞车距离；环岛汇入，取决于懂车帝设置的假车启动时间。”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测试设计底层逻辑的根本性质疑——测试结果不由车辆性能决定，而由测评机构的人为参数设置决定。

2025年12月，国家网信办在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中，依法处置了懂车帝旗下“阿贵艺车”等多个账号，这些账号因“故意集纳汽车企业负面信息，持续炒作汽车行业事故，抹黑汽车企业及其产品质量”被点名。

3.2 信任消解的不可逆性

上述争议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每一次争议最终都以“未尽事宜”收场。 比亚迪对撞测试的冷却液导电性之争未能通过司法鉴定得到解决；冬测争议中懂车帝虽发布长文辩解，但未公开原始无剪辑数据与后台测试日志；辅助驾驶测试被指人为操控后，懂车帝的回应是宣称“驾驶员并未人为干预方向盘”，而对距离差异这一核心质疑未做正面回应。

这些“未尽事宜”的累积效应，恰恰构成了公信力不可逆消解的机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测评媒体从“专家系统”和中介身份出发，其信任建构经历了建构、消解、再建构的动态过程，而危机与转型主要来自受众一侧。在懂车帝的案例中，每一次争议的“烂尾”都在受众认知中留下一个未解的问号，这些问号叠加起来，最终形成了对平台的整体性否定判断。

3.3 “商测一体”的利益冲突根源

信任消解的深层原因在于“商测一体”的结构性利益冲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章弘指出，恶意诋毁、虚假测评、拉踩引战等行为长期存在，部分自媒体已形成“以商养测、以测养商”的灰色生态。当测评机构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时，其测试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从车辆来源到测试条件，从参数设置到结果呈现——都可能受到商业利益的隐性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使得受众即便无法证明某一次测评存在造假，也有充分理由对其保持系统性怀疑。

四、“信任前置”模型：测评资格的证成逻辑重构

4.1 资格与信任的逻辑关系辨析

传统认知中，人们往往将“资格”理解为一种专业能力的认证——只要机构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设备条件和专业人才，就拥有从事测评的资格。公信力则被视为测评活动的“社会效果”——做得好了，公信力自然提升。

然而，这一认知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格”。技术资格是一种“能力资格”，可以通过设备投入和人才储备获得；话语资格则是一种“信任资格”，只能由受众授予。测评机构发布结论、引导消费决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行使。正如学者所指出，专业记者长期处于有权力的位置，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拥有某种垄断，其传播或扣留的信息有能力告知或误导公众，影响其决策、消费、态度和行为。

测评机构行使的正是这种话语权力。而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来源于被影响者的认可。如果受众不认可测评机构有资格做出判断，那么测评结论即使客观上正确，也无法产生“被相信”的效果，从而丧失了测评行为的社会功能。 这就是“信任前置”的核心逻辑。

4.2 公信力作为“资格准入”条件的阈值效应

“信任前置”模型包含一个关键概念：阈值效应。公信力并非一个连续变量，当它低于某一临界水平时，受众的信任判断会发生从“个案怀疑”到“整体否定”的质变。这一质变一旦发生，后续的信任修复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懂车帝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这一阈值效应。在2021年至2023年的早期争议阶段，公众的质疑仍停留在“这一次测试可能有问题”的个案层面。但到了2025年的辅助驾驶测试争议中，面对“测试结果由人为参数决定”的数据证据，公众的判断已经转变为“这家平台的测试从设计上就不可信”的整体性否定。当受众开始用“看到懂车帝仨字儿就直接划走”来对待其内容时，阈值已经被跨越。

4.3 信任修复的困境

传统的信任修复理论认为，通过公开道歉、流程改进和持续的真实报道，信任是可以重建的。但“塔西佗陷阱”的存在意味着，一旦跨越阈值，修复几乎不可能。 因为受众对任何修复行为本身都会产生怀疑——“这次的改进是不是公关手段？”“这次的透明化是不是表演？”

正如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所指出的：“哪怕说了真话，也难以取信于民。”这不是受众的不理性，而是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它的积累是缓慢的、渐进的，但它的毁灭是迅速的、不可逆的。

五、制度回应：监管逻辑中的信任前置原则

5.1 《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的信任制度锚定

2026年，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样本选取、测试标准、资质核验、利益披露等方面划定红线。该规范明确要求测评样本须为市场可购、来源可追溯的普通商品；涉及性能测试须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标准开展；存在利益关系必须显著提示；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比较。

从“信任前置”的角度审视，这些规定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制度化的透明性要求，为测评公信力的形成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 换言之，监管者已经认识到，仅靠测评机构的自我宣称无法建立公信力，必须通过外部约束来确保受众信任有据可依。

5.2 司法判例对测评底线的确认

司法实践同样在强化“信任前置”原则。在方程豹豹5油耗争议案中，法院查明博主测试过程存在持续超速、长时间开窗等违规操作，主观上存在误导公众的故意，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判令赔偿201万元。这一判例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测评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数据的表面真实性，更取决于测试方法是否符合公认的技术规范、是否存在误导公众的主观意图。 当测评机构以牺牲程序公正为代价追求“轰动性结论”时，其行为已经越过了法律允许的边界。

5.3 测评权的“重新授权”路径

当前中国汽车测评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的“授权结构”调整。以中汽测评为代表的机构持续发布和升级测评规程，涵盖C-NCAP、C-GCAP、C-ICAP等多个维度，并坚持“独立、公正、专业、开放”的准则。这种由具备法定资质的机构主导的测评体系，与商业媒体主导的“流量导向型测评”形成了根本性的路线分野。

从“信任前置”的视角来看，这一分化意味着：测评话语权的重新配置正在进行。 当商业媒体平台的公信力无法支撑其测评资格时，测评权将自然地向具备制度公信力的机构转移。这并非行政命令的结果，而是受众选择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信任前置”为核心概念，论证了“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测评资格”这一命题的逻辑基础。核心结论有三：

第一，公信力是测评资格的逻辑前提，而非结果。 测评机构行使的是影响公众消费决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受众的认可。当受众不再认可测评机构的可信性时，测评结论即使客观上正确，也无法产生“被相信”的效果，测评行为因此丧失了其社会功能。

第二，公信力的消解具有不可逆性，存在阈值效应。 当测评机构反复陷入争议且每次争议均以“未尽事宜”收场时，受众的判断将从“个案怀疑”转向“整体否定”。一旦跨越这一阈值，“塔西佗陷阱”效应将使得后续的任何修复努力都被视为表演，信任重建的成本趋近于无限。

第三，测评权的“重新授权”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监管规范化与司法判例的共同作用，正在推动测评话语权从“流量导向型商业媒体”向“制度公信力型专业机构”转移。这一转移的实质，是对测评活动合法性基础的重新确认。

本文的局限在于，以懂车帝为单一案例的分析可能在外部效度上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至不同品类的测评媒体（如数码测评、消费品测评等），检验“信任前置”模型的普适性。此外，公信力阈值的精确定义与测量方法，也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支撑。

但至少就当前中国汽车测评行业的实践而言，“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测评资格”已经不是一个应然层面的道德倡导，而是一个正在被制度、司法和受众行为共同确认的实然命题。

参考文献

[1] Hovland, C. I., Janis, I. L., & Kelly, H. H. (1953).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 Berlo, D. K., Lemert, J. B., & Metz, R. J. (1969). Dimensions for evaluat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message sourc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3(4), 563-576.

[3] Gaziano, C., & McGrath, K. (1986).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3(3), 451-462.

[4] 冯楷, 陈文楷. 作为“专家系统”和中介的测评媒体：数码测评中的信任流变反思. 视听, 2022(09).

[5] 李泓冰. 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 人民日报, 2013-04-08.

[6] 国家网信办, 市场监管总局. 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2026.

[7] 章弘. 车市“黑嘴”，封的不冤. 中国经济周刊, 2026-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