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四世三公”，用人有一套独特逻辑：喜欢招揽名士，却不会决断；谋士数量不少，最后却互相拆台。要排袁绍手下谋士，不能只看计策高明，还要看格局、执行力和对错失关键机会的责任。
一、沮授：河北第一谋士，死于不被信任
如果只看战略眼光，沮授应当是袁绍帐下第一人。
他先提出“迎天子于长安”的构想，后来又被田丰接过来，说明河北谋士并非没有意识到汉献帝的政治价值；可惜袁绍没有及时行动。官渡之战前，沮授建议打持久战：依托河北人力、粮草和骑兵优势，分兵袭扰曹军，不与曹操在官渡硬拼。
这条计策非常老辣，因为袁绍的优势在体量，曹操的优势在中枢和效率。后来袁绍急于决战，官渡粮尽兵疲，恰恰反证了沮授的判断。
但沮授的问题也明显：他看准了大局，却无法改变袁绍的性格。官渡战败后，沮授被俘，仍不愿降曹，最终被杀。《三国演义》借曹操之口评价他“忠臣”，正史中的他也确以谋略、节操著称。
二、田丰：算无遗策，死在最无谓的内耗中
田丰以刚直敢谏著称。他曾劝袁绍迎天子、趁曹操征徐州时袭击许都，又坚决反对仓促发动官渡之战。官渡失败后，逢纪进谗，袁绍想起田丰此前的预言，反而羞于见他，于是将其杀掉。
田丰的悲剧在于，他总能算准战争，却算不准主公的脸面。袁绍并不缺正确建议，缺的是接受建议的胸襟。
小说中，田丰在狱中听说袁绍大败，说“主公若胜，我未必生还；主公既败，我必死矣”。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袁绍集团的用人逻辑：忠言不是资产，反而会成为领导失败后的耻辱。
三、许攸：最致命的叛逃者
许攸在袁绍帐下时，并非第一号谋士。他最大的贡献发生在投奔曹操之后：告知乌巢屯粮情况，并建议曹操轻兵突袭。
从曹营角度看，这是官渡转折点；从袁绍阵营看，这是谋士集团彻底失控的信号。许攸虽有才，但性格贪婪，后来在曹营也因傲慢招祸。他不是最稳重的谋士，却是改变北方格局最关键的人之一。
四、逢纪：长于内斗，短于大局
逢纪是袁绍创业初期的重要谋士，曾建议迎立袁绍为盟主，政治活动能力很强。但他的主要问题，是把内部权力看得太重：官渡战前排挤沮授，战后谗杀田丰，导致河北智囊团彻底崩盘。
逢纪并非毫无才干，而是其才干多用于争位，而非谋划统一。袁绍允许这种内耗长期存在，等于亲手削弱自己的决策系统。
五、郭图：促成官渡决战的激进派
郭图主张速战速决，支持袁绍与曹操正面决战，并排挤沮授、张郃等人。官渡失利后，他为了推卸责任，诬陷张郃作战不力，迫使张郃、高览投降曹操。
从策略角度看，郭图的判断多偏急功近利；从政治角度看，他很有执行力，只是这种执行力常用来内斗。后世常把袁绍官渡失败主要归咎于他，虽然不够全面，却也不算冤枉。
六、审配：忠诚有余，变通不足
审配忠于袁绍，立场坚定，曾主持冀州防务，后来守卫邺城，抵抗曹军至最后。他的优势是忠诚、强硬和守城能力，缺点是缺少战略弹性。
袁绍死后，审配支持袁尚，与辛评、郭图支持袁谭的一方形成对立，使袁氏兄弟内部爆发冲突。河北并非败于外敌一击，而是先败于继承人分裂，审配在其中难辞其责。
七、辛评、辛毗：冀州派系的代表
辛评长期支持袁谭，与审配、郭图等人的矛盾很深。其弟辛毗后来投曹，在北方统一过程中发挥过作用。辛氏兄弟更多属于冀州士族与袁氏政权之间的桥梁人物，谋略上的独创性不如沮授、田丰。
八、陈琳：笔锋比谋略更有名
陈琳替袁绍写下讨伐曹操的檄文，据说曹操读后惊出一身冷汗。这足以说明其文章之锋利，但他更多是文书型人才，实际战略贡献有限。后来他归降曹操，仍负责文书工作。
袁绍谋士集团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主公却不会用”。沮授看长远，田丰看得准，许攸知道敌营虚实，审配有执行能力，郭图、逢纪善于争权。袁绍得到的是一套豪华智囊团，失去的却是统一意见和明确方向。
若袁绍能按沮授之策打持久战，同时让田丰、许攸各展所长，并压住郭图、逢纪的内斗，官渡未必输得那么彻底。可惜谋士之间争的是位置，袁绍心里算的是派系，河北的最终败局，在战前就已经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