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与绩效评测研究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现代研究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受“空间生产—消费”的实践逻辑影响，其空间建构与使用主体存在原生性分异问题，导致相关研究脉络沿着“主体悬置”（subject epoché）的供需博弈路径与空间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方向演进，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讨论不足。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治理的实践逻辑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主体结合紧密，其理论探索持续沿着人民主体性建构方向发展和完善。

1.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公共空间的供需博弈逻辑

公共空间是现代城市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其概念表述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当中^[8]。在20世纪60年代，公共空间的概念被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学者重新阐释后^[9]，逐渐成为城市规划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因其公共性与空间性的双重属性引发广泛的跨学科讨论^[10]。目前，西方主流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公共空间的供需博弈与公平性议题展开讨论，该探索方向受到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影响，有其内在的结构性生成逻辑。

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民众被天然割裂为生产者（the producers）与消费者（the consumers）两类人群^[11]。并且，随着社会资本化发展，资源与资本不断集聚、垄断，进一步分化出掌控资本的“精英”（elites）和被资本掌控的“大众”（the masses）两类阶层^[12-13]。此外，受经济全球化、殖民时期宗属关系遗留的难民和移民问题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泛滥等多重因素的长期影响，西方社会的城市民众在种族、性别认同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出系统性、结构性的分异特征^[14-16]。基于上述背景，西方学者虽然在理论层面建构了一套以公众（the public）为空间主体，以公众参与、公众协商、公众自治为实践路径的城市公共空间营构方法论^[17]。然而，在实践层面，由于资本意志的隐性介入和社会族群的现实性分异，城市公共空间营建陷入“程序异化”（process alienation）和“主体悬置”的困境，导致其营造过程中难以凝聚共识，不仅难以保障结果公平性，而且实施过程也极为低效。

综上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公共空间营建很难形成切实、统一的目标。城市公共空间的现实功能更多被理解为在促进不同阶层、团体社会人群“交往融合”方面所发挥的媒介作用，即公共空间具有调和、缓解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矛盾以及解决现代城市空间隔离与社会分异等问题的价值效用。基于这一逻辑，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长期关注的公共性问题，本质上可理解为一种在公众主体及其空间需求先天分异社会背景下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给博弈路径探索，即基于公众割裂（public fragmentation）的现实状态，从人本视角（people-oriented perspective）转向场域视角（field-oriented perspective）^[18]，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作为社会生活公共场域的媒介价值及其绩效水平。这些研究围绕“供需博弈”与“公共性建构”的表显逻辑追寻主体性整合的实质目标，关注公共空间在可达性（accessibility）、可透性（penetrability）、包容性（inclusivity）等不同价值维度对于不同社会人群的分异表现及其折射出的空间公平与空间正义等符号价值。

1.2 新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

国内公共空间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在吸收西方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公共空间分类理论：从街道、广场、公园绿地等户外空间，到骑楼、檐廊、天桥等半户外空间，再到城市商业建筑、文体建筑等公共建筑和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公共空间的要素体系不断完善^[20-22]。但在理论探索方面，多数研究尚未跳出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思维定式，仍以各类型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分异与公平正义问题为讨论主线，针对国内社会发展主体特性与现实问题的原创探索较少^[23]。为此，本文尝试运用“人民性”理论，系统辨析人民城市公共空间的营构、服务主体以及探索新时代人民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和实践方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被频繁使用的政治术语，最早出现于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等人的理论著作中。其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原则，与一切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实践相对提及^[24-25]。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西方政治理论表述中形而上学的“公众”概念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的“大众”对象逐渐被整合为具有具体实践内涵的人民^②主体。由此，“人民性”这一概念从批判性政治话语工具转变为实质性政治生活准则。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实践宗旨，建立起政治性人民与阶级性政党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了政权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26]。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要求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③。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完整阐释了“人民城市”的重要践行理念，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主体性建构为落脚点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建设、治理实践导向^[27]。由此可见，人民性理论为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公共场域供需博弈价值观的人民主体性视角。事实上，受华夏文明五千年传承的延续性、东方和合价值观、民族融合与民族主体性建构传统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劳动实践观和公共教育普惠政策等多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社会的人民主体性在价值导向、身份认同和实践素质等方面展现出较好的整体性和先进性，为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以人民主体性建构为导向，探索相应的城市公共空间表征与绩效评测方法，旨在指导新时代我国人民城市公共空间的特征分析、绩效判别与营构实践。

针对前文剖析的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问题与我国人民主体性特征，本节从要素体系与导向逻辑两方面重构、优化既有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框架（图1）。

2.1 空间类型与表征、评测要素

本文从人民主体性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公共空间的资源价值，并从空间类型、表征要素、绩效因子三个维度，梳理、建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要素体系。

1. 公共空间类型

本研究以对人民主体开放且承载其社会公共生活的城市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600位城市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调查人群的社会公共生活呈现出日常性、主题性、建构性等特征。结合民众高频活动空间的聚类统计，将案例城市公共空间分为市政广场、公园绿地、商业广场/街巷、文体建筑、文旅街区和开放社区6种类型，分别作为城市民众进行参政议政、游憩观赏、购物消费、文体锻炼、文旅休闲和邻里交往等日常公共生活的典型空间载体^④。

图1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空间表征以及绩效评测研究框架

2. 空间表征要素

空间表征要素是指表征、刻画城市公共空间差异条件的指标要素。本研究根据人民主体性原则，结合法国城市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三元论”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民主体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分解为物质需求（physical need）、精神需求（spiritual need）和实践需求（practical need）三个层次，并相应制定使用性（usability）、表征性（representativeness）和建构性（constructiveness）三项城市公共空间人民主体性建构表征准则。其中，使用性用于表征公共空间供给、满足人民主体基础性物质需求方面的程度与水平；表征性用于反映公共空间体现人民主体意志的程度与水平；建构性用于表征公共空间在促进人民主体参与建构实践和自我价值实现方面的效能与水平。基于上述表征准则，进一步梳理出舒适性、便利性、标志性、地域性、包容性、参与性6项表征要素^⑤和21项具体表征因子（图2）。

根据上文评测结果，从低绩效公共空间识别、优化与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差异更新两个方面，制定以人民主体性建构为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营建措施。

4.1 低绩效问题空间识别与优化

结合评测结果，从满意度、归属感、使用率三方面识别绩效指标低于标准量值的样本空间，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图7）。（1）提升低满意度空间品质。评测结果显示，日月光广场、桂花园社区等10处公共空间的满意度指标值均低于3.0。建议通过设施增配、风貌整饬、无障碍设施优化、边界开放以及在地、近人、低技景观设计等手段，综合提升靶点空间的使用性，改善主体活动的过程体验。（2）增强低归属感空间在地依恋与归属认同。评测结果显示，来福士、时代天街等15处公共空间的归属感指标值均低于3.0。建议通过组织在地活动，运用地域材质和传统景观符号、配置兼容性设施以及丰富标识解说等手段，综合提升靶点空间对人民意志与地域文脉的表征性，增强城市民众对相应空间的在地依恋与归属认同。（3）强化低使用率空间标识。评测结果显示，大井巷社区、一厂影视园等16处公共空间的使用率指标值均低于3.0。建议通过标志景观营建、夜景灯光美化、文娱活动策划、社交媒体推广、可达性优化等手段，综合提升靶点空间的使用性、表征性和建构性水平，进而促进民众对公共空间使用频率的提升。

城市作为承载大量人口和资源集聚的地理空间，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阵地。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实践场域，其建构水平不仅彰显着城市社会文明程度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且是判别城市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指导下，相关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不断涌现，对当下城市公共空间的营构、建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开启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篇章。在步入新的历史征程之际，既要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砥砺前行，也要洞察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挑战。以史为鉴，在人民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两方面的问题需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一方面，当下理论研究多从“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角度出发，以空间人本化提质路径和方法为研究重点，将“人民性”简单理解成“人本化”，对人民城市理念生成逻辑、制度背景、思想内涵方面的讨论尚不充分、不完整；另一方面，在过往的基层实践中，个别地方官员对“人民城市”理念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当作一种低成本的政绩生产路径，通过各种空间共建活动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场景式”政绩生产的方式，以此应对存量时代地方财政拮据的现实困境和完成政绩考核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各参与主体诉求分异、知行分离，表演与宣传的营销动机强于建立人民主体与城市空间情感联结的诉求，背离了人民城市建设的初心与使命。

在人民城市的重要论述中，“人民建”和“为人民”是我国城市建设路径与目标、过程与结果的辩证统一，两者不可偏废。人民既是城市空间的使用者，也是城市空间的建构者。人民共建是为了在城市空间生产的构想与实践环节更充分地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反映人民意志和提升人民素质，从而使空间生产的结果能够更精准、更有效地匹配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和实践层面的完整需求。同时，人民共建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生产话语权力的人民共享。若在实践观和方法论中将两者分而置之，则将回到西方“生产—消费”和“精英—大众”的二元逻辑，陷入主体性分裂困境，背离了人民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的本质。为此，本文提出将人本规划理论与民主政治理想充分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分析框架以及使用性、表征性、建构性“三位一体”的人民主体性建构路径，强调人民群众在城市公共空间构想、营建、使用、治理全过程的主体地位，引导相关研究从空间公平性视角下的供需博弈讨论回归人民主体性视角下的共建共治探索，为当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营建、更新实践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