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观一线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数据发现：70多年里，全国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名单换了一半。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5个是北方城市，沈阳、哈尔滨都是全国人口大市。到2020年七普查，西安、苏州、郑州等城市，上榜十强。从人口数据看，全国城市差不多每十年就会经历一次重新排名。每一轮位次的升降逻辑，都与经济发展趋势、国家产业布局和城市崛起密切相关。受统计制度与行政区划变化影响，不同时期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新中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普遍采用市区非农业人口口径，聚焦城市核心建成区的非农人口规模。2000年前后，多以市辖区常住人口为统计范围。2010年之后，则统一使用市域常住人口口径，覆盖城市全域所有常住人口。但口径差异不影响对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整体判断，也能对应反映不同时期的城市发展特征。经过梳理，中国的人口十强城市变化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至1982年，重工业时代，北方城市占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东北、华北作为传统工业基地，集中了大量工矿企业与产业工人，北方城市在人口排名中优势明显。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市区非农业人口口径）显示，当时人口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上海（620.4万）、北京（276.8万）、天津（269.4万）、沈阳（227.3万）、重庆（212.1万）、广州（184.8万）、武汉（179.8万）、哈尔滨（155.2万）、南京（142.7万）、青岛（112.1万）。（旅大市因统计口径差异未列入）。上世纪80年代的沈阳冶炼厂（来源｜沈阳老工厂图集）
十大人口城市中，北方城市就占了5个，足见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人口吸附力。这一格局既延续了近代以来的城市基础，也叠加了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项目布局的影响，当时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凭借装备制造、军工等产业，吸纳了大量产业工人与技术移民。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市区非农业人口口径），前十城市变为：上海（632.1万）、北京（559.8万）、天津（311.2万）、沈阳（308.2万）、武汉（293.4万）、广州（237.3万）、成都（232.1万）、哈尔滨（226.8万）、南京（217.9万）、西安（203.5万）。对比30年前，成都、西安开始进入前十，青岛、重庆则退出榜单。这一阶段，南方城市内部位次分化明显，武汉从第七位升至第五位，广州保持前列，成都等西南省会城市开始跻身人口大市行列。但东北的沈阳、哈尔滨仍保持在前八位，北方工业城市的整体优势尚未消退。第二阶段：1982至2010年，改革开放后，南方城市集体崛起。改革开放后，沿海开放政策推动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方向从“向西支援建设”转向“向东务工就业”。东南沿海城市人口规模爆发式增长，传统北方工业城市的位次则持续下滑。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市辖区常住人口口径），前十城市为：上海（1434.85万）、北京（1071.0万）、广州（852.9万）、武汉（831.27万）、天津（749.92万）、深圳（700.8万）、重庆（646.66万）、东莞（644.58万）、沈阳（530.31万）、成都（433.35万）。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南方日报 鲁力｜摄）
这是深圳、东莞首次进入全国前十。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边陲小镇，用20年时间跃居全国第六，是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东莞凭借制造业工厂的用工需求，吸纳了海量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典型的移民型城市。这一阶段东北城市仅剩沈阳位列第九，位次持续下滑。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市域常住人口口径），前十城市为：重庆（2884.6万）、上海（2301.9万）、北京（1961.2万）、成都（1404.8万）、天津（1293.8万）、广州（1270.1万）、保定（1119.48万）、哈尔滨（1063.69万）、苏州（1046.6万）、深圳（1035.8万）。最明显的变化是重庆因1997年直辖、市域范围大幅扩大，以近2900万常住人口跃居全国第一；苏州凭借苏南模式与外向型制造业首次跻身全国前十。这一阶段，东南沿海城市持续爆发式增长，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扩张，南方城市在前十中占据多数席位。第三阶段：2010至2020年，强省会时代到来，中西部城市开始突围。2010年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强省会战略在中西部省份普遍落地。省会城市凭借行政资源、产业配套与公共服务优势，成为省内人口集聚的核心。同时户籍制度改革与人才政策落地，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市域常住人口口径），全国常住人口前十城市最终定格为：重庆（3205.4万）、上海（2487.1万）、北京（2189.3万）、成都（2093.8万）、广州（1867.7万）、深圳（1756.0万）、天津（1386.6万）、西安（1295.0万）、苏州（1274.8万）、郑州（1260.1万）。深圳城市景象（来源｜南方日报）
对比2010年，郑州首次跻身全国前十，成为市域人口口径下中部地区第二个进入十强的省会城市；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双双超越天津，分列第五、第六位。成都、西安、郑州三个中西部省会城市全部进入前十，且近十年人口增量均超过300万。其中，成都增量达689万（含行政区划调整因素）、西安达448.5万、郑州达397.4万，人口增长速度远超东部传统大城市。70多年的人口迁徙排名变化，影响因素众多。包括行政区划调整、产业布局转移、人口政策松紧等，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共同拼成了今天的城市人口格局。行政区划调整是影响城市人口排名最直观的因素。部分城市位次的大幅跃升，并非完全源于人口自然增长或流入，而是市域管辖范围的扩大。最典型的是重庆。1997年重庆直辖时，并入了原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市域面积从原来的2.3万平方公里扩大至8.24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直接从百万级市区人口跃升至三千万级市域人口，一举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城市。类似的调整在全国普遍存在。2016年成都代管简阳市，市域人口增加百余万；西安托管西咸新区，直接纳入约百万常住人口。各地普遍推行的“县改区”“撤市设区”，都客观上扩大了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除此之外，统计口径的切换也会影响排名对比。早期的市区非农业人口仅统计城市核心建成区的非农人口，而当前的市域常住人口包含了下辖县域的所有常住人口，两者不具备直接可比性，这也是早期排名与当前排名存在差异的重要客观原因。产业是人口集聚的核心载体，不同时期国家产业战略的调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项目重点布局在东北、华北等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沈阳的装备制造、哈尔滨的机电与军工、鞍山的钢铁等产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技术工人与建设者，推动东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这也是北方城市在建国初期占据人口榜单多数席位的根本原因。上世纪80年代的沈阳（资料图）
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珠三角、长三角凭借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发展外向型制造业。深圳、东莞的电子加工、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海量就业岗位，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人口流动大潮。苏州则依托上海的辐射效应，大力发展外资制造业，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人口规模持续攀升。进入新世纪，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人口集聚的新动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凭借金融、互联网、高端服务业等产业，吸引了大量高学历人才；成都、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发展本地支柱产业，逐步形成省内产业高地，吸引了大量省内人口就近就业落户。2026年春运期间，旅客在南京火车站乘车（来源｜新华社）
人口流动政策的变化，也推动了城市人口格局的演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跨区域流动受到限制，人口迁移多与国家计划安排相关，比如三线建设、知青下乡、工业项目移民等，整体流动规模较小，城市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逐步松动，流动人口规模快速扩大。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仅657万人，到1990年增长至2135万人，2000年突破1亿人，2020年达到3.76亿人。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推动了沿海城市人口的增长。近年来，各地普遍出台人才政策、放宽落户限制，“抢人才”成为城市竞争的新形式。西安2017年推出户籍新政后，三年新增人口超百万；郑州、成都等城市也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发放人才补贴等方式，吸引高校毕业生与技能人才落户，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推手。南北人口格局的分化，并非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从中国千年城市发展脉络来看，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在安史之乱后便已开启，到南宋时期正式形成“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格局。明清时期，全国人口最稠密、商业最繁荣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江南运河沿线与东南沿海，苏州、杭州、扬州、广州长期位居全国城市人口前列，北方城市除京城北京之外，整体人口规模已持续落后于南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重工业优先战略落地，东北、华北布局了大量工业项目，北方工业城市迎来一轮人口快速增长期，沈阳、哈尔滨等城市跻身全国前列，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下政策驱动的阶段性反弹。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逐步取代计划调配，东南沿海凭借区位优势率先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民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人口重心再次向南倾斜。这种长期趋势的回归，背后是经济活力与产业吸纳能力的差异。武汉光谷科创大走廊（张璨龙｜摄）
中西部强省会的集体崛起，也符合区域发展不均衡阶段的普遍规律。从全球经验来看，在后发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中，省会或首都往往会率先集聚全省乃至全国的资源，形成人口与经济的单极核心。韩国首尔都市圈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日本东京都市圈承载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典型的单极集聚模式。对于中国中西部省份而言，省内多数地市仍以农业、传统产业为主，省会城市在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教育医疗资源上的优势十分明显，人口向省会集中本质上是普通人追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理性选择。以成都、西安为例，2020年成都常住人口占四川全省比重为25%，西安占陕西全省比重为32%，这也是区域发展从不均衡到相对均衡过程中的阶段。从更长期的城镇化进程来看，人口集聚的最终形态并非单个城市的无限扩张，而是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当前全国人口前十的城市，大多归属成渝、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西安、郑州则分别是关中平原、中原两大区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与全球成熟经济体的人口分布也相对契合。广东“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招聘（资料图）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均集中了本国最核心的人口与经济总量。美国排名前二十的都市区，合计人口占全国比重超过30%，且仍在持续集聚。相比之下，当前我国前十城市常住人口合计约1.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13.5%，人口向核心城市群集聚的空间相对充足。事实上，翻阅中外城市发展史，从来没有永远的“人口大市”。曾凭借煤炭、钢铁、汽车产业繁荣的美国匹兹堡、底特律，也在传统工业衰退后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人口流失。城市人口规模的起落，本质上是产业生命周期的折射。人口永远跟着就业机会走，跟着发展预期走。能否跟上每一轮产业迭代的节奏，能否持续创造足够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才是决定一座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根本。撰文｜刘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