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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人语】上海软科2026榜单发布,中国登顶世界第一:一场胜利,与它的全部代价

更新时间 2026-08-17 14:14:08

数据的暖流与制度的寒潮：

一份关于中国学术产能的私人观察

昨天，上海软科（ARWU）2026年世界大学排行榜单出炉。

其实，我很不喜欢ARWU榜单出炉的时间，因为和其它世界三大榜单的时间错出了好几个月，每年做四大榜单综合数据统计分析都得来二遍。但是昨晚我打开新榜单的excel文档时，有些讶异，也有些感到无趣。因为基本上可以说，今年我们中国自己做的这个世界大学榜单中，除了中国高校自己的突飞猛进和大量新进入选外，榜单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如果你想要看的是老生常谈的官方分析，那么请收藏下边的图片：

但，还有一些你所不知道，或者忽略的事。

一方面，中国内地高校首次以234所的上榜数量超越美国，登顶世界第一。16所高校跻身世界百强，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首次闯入这一阵营。西安交通大学一年跃升13位，中南大学同样攀升13位，四川大学上升10位。这些数字被各大高校官微以红色喜报的形式推送，配上“历史性突破”、“再创新高”的标题，在各个大小圈子里收割了一轮又一轮的点赞和手嗨。

不过，各位老瓜客们，还记得我那篇题为《博士过剩，经费掺水，倒查三年：学术界的旁氏骗局，一场被默许的集体造假》的文章吗？在文中，有风君披露了西北某高校青年教师每年需完成8万元横向课题经费的硬性指标，以及武汉中介公司提供的学术贷服务——教师出5万元，企业分期支付，循环10次就能制造出50万元的经费流水。文章中我还提到，2026年夏天，多所高校启动了横向科研项目倒查三年的自查行动。

【圈内人语】博士、编制、学术贷：高校困局的三块拼图和青年教师的负债图鉴

如果把这两面掰在同一水平面上看，是不是构成了当下中国学术生态最真实也最荒诞的切面呢？

我们既在见证一个学术大国在量化指标上的狂飙突进，也在目睹这套量化体系内部正在发生的系统性磨损。数据层面的暖流与制度层面的寒潮，是否在警示着我们，它们共同汇成了这个时代中国学术的全部温度？

壹、数字的胜利：

ARWU榜单上的中国身影

让我们先承认一个事实：中国高校在ARWU排名上的进步，不是幻觉。

2026年的榜单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系。清华大学连续两年稳居第18位，北京大学从23位升至22位，上海交通大学从30位升至27位，复旦大学稳定在第41位。这些头部高校的排名已经不再是一两年的偶然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卡位。它们正在从百强边缘向百强中段移动。

其次是百强名单的扩容。2025年中国内地有13所高校进入世界前100，202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6所。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是第一次踏进这个门槛的新面孔。西安交通大学从92位跃升至79位，中南大学从96位升至83位，这两个超过10个位次的跳跃，在ARWU这种强调稳定性的排名体系中并不常见。

如果把视角从百强扩大到千强，数字更加直观。中国内地2025年有222所高校上榜，2026年变成234所。这个12所的净增量，让中国首次超越了这次美国的187所，成为全球上榜高校数量最多的国家。

这些数字的意义或许更在于它们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在全球前100名高校名单几乎冻住的背景下——美国37席、英国8席、澳大利亚5席、加拿大3席，连续两年纹丝不动——中国成为唯一在百强、五百强、千强三个层级同时实现正增长的主要国家。这种增量集中在单一国家的情况，在ARWU二十多年的历史中也并不多见。

从指标层面看，推动中国高校上升的核心动力是PUB（论文总数）和HiCi（高被引科学家）。浙江大学的PUB得分是100分（满分），上海交通大学98.4分，清华大学87.6分，北京大学89.2分。这些分数在ARWU的评分体系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高校在“论文数量”这个维度上，已经做到了极致。

但如果你只盯着这些数字，你看到的只是这幅图景的上半部分。

没那么简单。

贰、寒潮的脉络：

当指标要求遇到制度现实

把目光从排名榜单移开，进入高校内部的运行机制，另一幅画面徐徐展开。

《博士过剩，经费掺水，倒查三年》那篇文章中，有风君所描述的场景，在当下的高校系统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西北某高校青年教师每年需要完成8万元的横向课题经费，完不成扣绩效；想评副教授，除了三年内的横向课题考核，还需要一个国社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或者一个省级项目加50万经费的横向课题。人才引进号称给100万，但如果横向课题做不到80万，后期拿不到承诺的钱。

这些数字像一道道锁链，把青年学者的职业生涯捆得死死的。而当这些数字无法通过正常科研活动达成时，市场就会提供替代方案。

按照武汉那家学术贷中介公司所说，50万元的横向课题，教师只需出5万元，企业分期支付，循环10次就能制造出50万元的经费流水。结项时，中介可以根据学校要求准备企业盖章的项目验收表、结项说明书、项目效益报告。

“很多高校老师都有考核压力，特别是艺术、小语种等领域，企业基本上没有真实需求，学校尽管知道。”

“学校尽管知道”。这大概是整件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是一场公开的秘密，一场心照不宣的集体表演。教师出钱，中介走账，学校收管理费，三方各取所需。唯一被牺牲的东西，叫做学术诚信。

2026年夏天多所高校启动的横向科研项目倒查三年自查行动，把这些灰色玩法从暗处翻到了明面。虚开发票、伪造人员名单、将外协任务发包给自己控制的关联公司、以劳务补贴名义发给学生再让学生返还、超范围列支个人消费……手法五花八门，但底层逻辑只有一个：

当规则逼着人去钻空子，钻空子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这种制度性的扭曲并不局限于经费环节。它贯穿了整个学术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链条。

叁、博士的河流：

从扩招到辅导员

2024年，中国博士毕业生9.72万人。2013年这个数字是5.31万，十年间增长了83%。而在读博士生总数已突破70万。2023年应届博士毕业生中，只有约40%去往高校和科研机构。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读博士生中期待在高校工作的比例约60%，人文社科领域更是高达75%到80%。

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就是焦虑的来源。

2025年10月，西北工业大学公示辅导员岗位拟录用人员名单，20位全是博士，其中90%毕业于985高校。浙江某职业技术学院公示的拟聘用人员中，辅导员岗位也全部是博士。成都理工大学2024年招聘事业编制博士辅导员，对象仅限博士毕业生。武汉大学要求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规定，只有博士学历的统招应届毕业生才能报考专职辅导员。

博士做辅导员，正在从新闻变成常态。

很多人觉得这是学历贬值、人才浪费。但在当下的高校系统里，博士辅导员的逻辑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编制、安家费、转岗通道、晋升可能，这些词组合在一起，指向一个清晰的事实：博士做辅导员，本质上是一场漫长而克制的等待。他们在等一个学术岗位的空缺，等一个转教学岗的机会，等一个可以不再做辅导员的未来。辅导员岗位不是终点，是跳板，是过渡，是曲线救国的路径。

换句话说，高校在用行政管理岗位来消化过剩的博士产能，而博士们则在用几年的行政琐碎来换取一张未来可能进入学术圈的入场券。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博士扩招→学术岗位饱和→博士下沉到辅导员或青年教师岗位→高校用横向课题考核青年教师→教师自掏腰包或借贷凑经费→中介产业链应运而生→经费数据好看→高校排名上升→继续扩招博士。

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在理性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教师借钱买课题是理性的，因为不买就丢工作；博士选择做辅导员是理性的，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高校设置经费指标是理性的，因为需要数据支撑排名；中介提供服务是理性的，因为市场有需求。但所有这些理性的选择叠加在一起，却导向了一个集体非理性的结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把这种现象称为“认认真真弄虚作假”。认认真真说的是流程的完整性——合同、发票、验收表、结项报告一应俱全；弄虚作假说的是内容的空洞性——课题没有真实需求，研究没有实际价值，经费只是在空转。

肆、诚信的代价：

measuresHE 榜单的另一种读数

回到软科榜单吧。如果说ARWU测量的是一个国家学术体系的产出量，那么measuresHE的榜单测量的则是这个体系的生态质量。

measuresHE 2026年国家学术排名提供了9个维度的评分：研究、可持续性、开放性、国际融合、全球地位、人口与投资、学术诚信，以及综合得分。在这份榜单上，中国综合排名第19位，综合得分79.3。这个位次本身不算差，但剖开维度看，巨大的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中国的“研究”维度得分是91.5，全球第4，高于英国（95.2）、德国（88.9）、日本（66.9）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但“学术诚信”维度只有83.8，在Top 20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沙特阿拉伯的75.7。“国际融合”维度只有17.6，是Top 20中最低的，甚至低于印度的8.4、巴西的13.9、印度尼西亚的4.5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但印度的基数和中国不在一个量级。

这些数字和ARWU的排名放在一起看，画面开始变得芜杂和碎片化。中国在ARWU上的进步，主要依赖的是PUB（论文总量）和HiCi（高被引科学家）这两个指标。而measuresHE的“研究”维度高分，同样反映的是论文产能的庞大。但“学术诚信”和“国际融合”的低分，揭示的则是这套产能系统的健康程度：它是否可持续，它是否被国际学术界信任，它是否经得起时间检验？

QS 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判断。看中国头部高校的“国际学生比例（International Students）”和“国际教师比例（International Faculty）”得分：北京大学国际学生得分40.0，国际教师58.3；清华大学37.4和50.5；复旦大学43.7和86.8（复旦的教师国际化相对较好）；上海交通大学19.7和53.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5和15.3。对比新加坡国立大学（98.5和100）、香港大学（100和100）、ETH Zurich（99.5和100），差距是断崖式的。

更直观的证据来自《QS国际学生调查与全球学生流动报告2026》。报告预测的2030年流向中国的前十大生源国是：泰国、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韩国。欧美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全部不在前十之列。

来华学生最看重的因素排序也说明了问题：“友好环境”和“可负担性（奖学金）”排在前面，而“高质量教学”和“毕业生就业机会”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吸引国际学生的核心优势，不是学术声誉，不是科研前沿，而是资金补助和其他隐性待遇。

QS报告里的另一组数据更耐人寻味。来华留学生最想学的专业——工程与技术（17%）、商业与管理（13%）、计算机（11%）、医学与牙科（9%）、医学相关（7%）。

这些恰恰是中国近年来在ARWU上表现最好的领域。而中国C9联盟在这些领域的雇主声誉排名也确实在提升。工程技术的雇主声誉的中位数从2023年的第76位上升到第60位，生命科学与医学从第141位提升到第63位。

但这些提升，并没有带来欧美生源的显著增长。为什么？因为学术声誉的建构，不仅仅取决于论文数量和高被引学者，还取决于一套复杂的信任机制。这套机制包括：学术规范是否被遵守、研究成果是否经得起重复检验、国际合作是否深入、毕业生是否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以及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影响。

伍、打假的风暴：

当民间监督成为变量

2026年夏天，B站UP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圈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从2025年4月开始，他持续举报多位院长和杰青的学术不端行为，导致多人被处分甚至免职。他的影响力甚至扩展到了海外，《Science》和《Nature》都报道了他的打假事迹。

耿同学的举报线索很多是别人提供的。这意味意味着那些被迫造假或目睹造假的人，手里握着证据，心里憋着怨气。他们可能在某个深夜打开PubPeer，把论文里那些明显被处理过的图片圈出来，匿名贴上去。

PubPeer是这个链条上最安静也最致命的一环。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论文评论平台，任何人发现论文有问题，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质疑。耿同学举报过的一篇Nature子刊论文，PubPeer上能看到读者用蓝色方框指明图片重复的地方，用红色和绿色注明表格数据重复的位置。

除了PubPeer，还有Retraction Watch，专门记录撤稿信息的数据库。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定期公布学术不端行为的处分通报，涉事人直接给出全名，涉及的论文也给出标题。

这些公开的记录意味着，任何一笔花钱买来的横向课题或注水的论文，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被引爆。青年教师现在借钱买课题，暂时保住了饭碗，但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成果永远挂在网上。一旦被盯上，轻则名誉扫地，重则面临撤稿和处分。

耿同学撕开的口子，让原本就在酝酿的监管风暴提前刮了起来。“倒查三年”的自查行动，本质上是一种风险防控。但这些自查能查出问题吗？当然能。只要认真查，那些流水、合同、发票都会说话。但查完之后呢？是处理几个人、追回几笔钱就翻篇，还是真正追问这套考核体系本身是否合理？

如果倒查三年只是把做得太难看的尾巴割掉，而继续维持那个逼人造假的KPI，那么下一次造假只会更加隐蔽、更加专业。中介会更小心，合同会更逼真，经费流转会更复杂。但造假，仍然是刚需。

陆、逆向的筛选：

谁被系统留下了

更深层的问题，比具体的造假手法更令人不安。

这套游戏规则正在悄无声息地重塑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一个醉心学术、不擅交际、耻于弄虚作假的青年教师，会被那8万的横向经费指标卡死。一个脸皮薄、不愿意去竞争辅导员的博士，会被就业市场抛弃。最终留在高校系统的，不是学术最顶尖的人，而是对潜规则接受度最高、胆子最大、或最能忍受体制枯燥的人。

这种筛选机制，本质上是一场逆向淘汰。它筛掉的恰恰是最应该被留下的那批人。

一项针对1729名学术型博士生的《博士生的学术激情：对我国1729名学术型博士生的调查》发现，低强迫学术激情的博士生占比达17.5%至29.1%；多份基于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研究均指出，博士生学术志趣消退已成为普遍现象，逃离科研界正变得日益常见。

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读博的过程中被系统劝退的。他们不是不适合做学术，是受不了这套游戏规则。

当高等教育系统不再奖励会做学问的人，而是奖励会做账的人、能忍受体制枯燥的人、对潜规则接受度最高的人时，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就在被悄悄透支。

而更深远的代价在于，当学术打假成为民间运动，当PubPeer上的质疑越来越多，当《Nature》都开始报道中国的学术打假网红，中国学术圈在国际上的公信力正在被持续透支。

这种透支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国内博士学历的含金量在海外进一步贬值，除了“中国高校水博”的印象逐渐形成刻板认知，又叠加了一个“造假重灾区”的标签。二是真实做科研的人更加举步维艰，因为他们不仅要对抗造假者的低成本竞争，还要承受整个群体被污名化的代价。

柒、两张图的叠印：

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

ARWU告诉我们，中国有16所高校进入世界百强，234所高校进入世界千强，PUB论文指数全球领先，HiCi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快速增长。

民间的一条条琐碎的真实新闻在诉说着：青年教师被8万元的横向课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中介公司提供一条龙的经费造假服务，博士辅导员正在成为常态，“认认真真弄虚作假”成为系统性的潜规则。

measuresHE榜单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学术诚信”得分在Top 20国家中倒数第二，“国际融合”得分是断崖式的17.6。

QS针对中国的出境和入境学生流动的报告显示，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亚非拉一带一路国家，且高度依赖奖学金；QS包括ARWU国际大学榜单单项数据体现出，中国高校国际教师比例远远落后于新港等地的对标高校。

这些数据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同时存在于2026年的中国学术界。问题在于它们如何被编织在一起。

ARWU的排名上升，是真实发生的。那些论文是真实发表的，那些高被引学者的名单是真实存在的，那些经费流水是真实入账的。但学术造假链条也是真实的，measuresHE和QS揭示的结构性短板也是真实的。

真实与真实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张力：我们建立了一套能够产出海量论文的制度，但这套制度同时也在消耗学术诚信、异化学术劳动力、削弱国际信任。论文数量上去了，但每篇论文的平均质量呢？高被引学者增多了，但这些人中有多少是依靠学术贷买来的横向课题支撑的？排名上升了，但有多少青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透支了个人信用和职业生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的“认认真真弄虚作假”，精准地点出了这个系统的悖论：它在形式上无比严谨，在实质上无比空虚。

捌、倒计时的逻辑：

当钱和信用同时枯竭

这个系统的运转，依赖于两个核心假设：博士的供给会持续扩大，青年教师的个人信用会持续支撑经费流水。

如果这两个假设出了问题呢？

2024年博士毕业生9.72万人，全国高校教学、辅导员、行政岗加起来只有3.5万个。5个博士抢1个高校岗位。杭州某二本招3个教职，150个博士报名。这些数字背后，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越来越压缩的空间。

而青年教师的个人信用也是有限的。自掏腰包、借款、贷款，这些手段都有天花板。当经济下行、信贷收紧，当教师再也借不到钱来买课题，这个靠个人信用支撑的经费体系就会瞬间崩塌。

这是一个典型的旁氏结构。必须不断吸入更多、更廉价的博士劳动力来维持现有教授体系的运转成本和行政数据繁荣。一旦扩招放缓或信贷枯竭，整个链条就会因为缺乏新鲜的活水和新钱而迅速断裂。

而崩塌的风险不止来自钱的枯竭，还来自信用的崩塌。当倒查三年成为常态，当PubPeer上的质疑越来越多，当每一次晋升都可能面临过去造假的清算，这个系统对青年学者的吸引力就会急速下降。最优秀的人会选择逃离，留下来的人要么是承受力最强的，要么是适应力最强的，但这两者都不是学术创新最需要的品质，不是吗？

没有答案的结尾

这篇文章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某个具体的政策，而是一整套评价体系。高校追求博士率、经费数、论文数，因为这些是排名和评估的硬指标。这种指挥棒驱动着整个系统沿着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狂奔。

但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追问的。

当一所大学需要靠一线教师去民间借贷来完成经费指标时，这所大学的资产负债表是否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当一个博士需要先做几年辅导员才能获得一个可能转教学岗的机会时，这个博士的五年青春是否被合理定价？当学校、教师、中介三方心照不宣地配合完成一场学术表演时，学术诚信这个底线是否已经被彻底击穿？

PubPeer上的每一张被圈红的图片，Retraction Watch数据库里每一条撤稿记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一份处分通报，高校自查报告里每一笔被查出的虚假列支……这些都是这套系统在某个节点上撑不住了的证据。当造假的风险——撤稿、处分、倒查——开始逼近造假的收益——职称、编制、安家费——这场游戏的倒计时就真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