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到14日，为帮助即将出发的调研队伍提升能力，我们在线上开设了为期三天的“百强能力训练营”，为调研er们设置了「田野调查」「选题设计」「影像纪录」「解困叙事」「采访与写作」「公共传播」等多个模块的培训，覆盖整个调研过程，从调研、拍摄到写作，从入场、在场到发声。
开营期间，来自扎根田野一线的资深专家、国内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头部纪实内容创作者、往届优秀参赛选手走进训练营授课分享，从理论底层逻辑到实操落地细节，再到全媒体成果打造，逐层拆解讲解；全国百支大学生参赛团队同步在线上相聚，碰撞出多元青年调研思考的火花。后续我们会依次推出系列课程精华回顾，把导师干货、答疑重点、实战技巧完整整理保存，帮助调研er们温故知新。
以下是【解困叙事】课程复盘——
课程开场，黎宇琳老师就先给大家泼了盆“冷水”：“解困叙事并不负责解决问题，甚至不负责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它究竟还有啥用？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
解困叙事要从解困式报道（解困式新闻）讲起。近年来，它成为了全球新闻界越来越关注的理念与方法：新闻报道不仅要揭示问题的根源和影响，还要挖掘民间、基层、机构真实落地的尝试、实践方案，平衡困境与行动。以此帮助读者减轻无力感、激发公众参与推动理性公共讨论。
而把它从“报道”扩展为“叙事”，是因为很多同学做的并不是新闻行业的工作——调研、拍视频、在互联网上发布，与新闻相似，却并不完全受新闻专业规范的约束。跳出新闻的专业领域，但解困的内核并没有改变。
在黎宇琳老师看来，解困叙事不是凭空给出完美标准答案，而是一套平衡困境剖析、在地行动、理性反思的完整叙事方法论，适配乡村、女性、残障、教育公益等所有青年调研选题，文字报告、短视频影像两种载体都能通用。
黎宇琳老师强调：问题与问题的解决方案同等重要，两者互为支撑、不能偏废。至于哪个占更多篇幅，取决于议题——像救灾这类问题本身不言自明的议题，应更多讲“谁以什么方式解决问题”；而像气候变化这类公众尚未形成共识的新兴议题，则要多讲问题本身，否则“上来给公众讲一个从未听过的专业解决方案，往往不太能被理解”。
感性之后，回归理性，在黎宇琳看来：今天的舆论场是撕裂的、缺乏基本共识的。很多社会问题被看见之后，人们往往只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无力感——问题太大、结构太复杂，“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另一种是情绪化——站队、指责、对抗、表态，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解困叙事」回应的，正是这两种困境。
回应公众的无力感，“如果公共叙事长期停留在揭露问题、激发愤怒、形成站队、然后很快遗忘的循环里，无力感就会不断螺旋发展。” 解困叙事则告诉读者：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不回避；结构确实很复杂，但在某些地方、某些机构、某些个体、某些制度的裂缝中，已经有人尝试过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不完美、也会失败，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继续讨论的起点。“它提供的不是一种廉价的希望，而是一种经过事实检验的希望。”
对于公众讨论的“两极分化”是因为缺乏基本共识。人们对幸福、价值、秩序和理想并不一致，但对具体痛苦、个人困境和基本伤害，通常更容易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具体困境，远比抽象主义之争更容易召集公共理解。
这套叙事背后有很深的理论根基，黎宇琳老师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拆了出来：
卡尔·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
卡尔·波普尔主张：不要老盯着理想社会长什么样，先去看那些最让人痛苦的东西是什么——贫穷、疾病、没有干净的水、不公正的法律、孩子上不了学，这些都是具体的、可以被消除的痛苦。在他看来，公共政策的目标不是增加幸福，而是减少痛苦，因为“公共生活未必能够围绕最大幸福形成一致，却通常可以围绕具体的痛苦，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黎老师由此提出：解困叙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叙事层面的零星社会工程——把叙事重新锚定在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具体的问题上，不用情绪去压倒分歧，而是用困境去召集共识。这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就是公共对话能够重新开始的基础。
哈贝马斯的公共对话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生活不能只靠权力命令、市场效率或情绪动员来维持，这些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为权力有强制性；市场效率会让“赚不了钱的事”被认为不值得做；情绪动员则让“没那么惨的事”被晾在一边。公共生活需要通过公共讨论来形成理解和判断（基本立场），并在相互倾听、质疑、回应中形成更好的公共判断（交往理性），个人在公共讨论中提出主张、接受事实真实性、规范正当性和表达真诚性的检验（有效性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解困叙事是“对话理论”的一种实践。解困叙事不只是“讲述解法”，而是为公共社会提供一种展开理性讨论的叙事结构。用事实代替煽动，用多方声音代替单向传播，用方案的局限性代替完美化的想象，用可以讨论的公共问题替代不可调和的立场对抗。它未必能完全做到，但可以像微积分里的极限一样，无限地去接近。
落到调研上，目标就是：看见具体的痛苦。“你找不到解法，至少让大家看到痛苦。一个社会调研，发现社会非常美好、无需继续改进，我觉得是最失败的调研。” 所以，不要回避分歧，也不必强行安排好结局。
一个调研怎么展开，听众的感受才能更深刻呢？黎宇琳结合多届十强路演评审经历，提前梳理学生五大叙事雷区，逐一区分边界：
一、解困叙事不是泛泛的提出建议
作为调研中国十强路演的评委，他先给同学们打了个“预防针”：解困式叙事是“解法导向”叙事方式，它不仅关注冲突，还讲述人们如何应对。而不是罗列“假、大、空”的政策建议。这意味着要真实反映情况，切实探讨解法，而不是“形式性地给一些未经证实的建议”。评委真正想看到的，是大家对问题和解决方案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调查，哪怕切口很小。
二、解困叙事不等同于广告或宣传报道
宣传报道以结果为导向，几乎不提明确的问题；解困叙事不会完美化解决方案，而是针对具体问题，讲述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如何探索，总结失败经验。正如黎老师所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有优化的空间，说一个方案不够完美，不是当杠精，而是还原它本来的面目。”
比如报道心智障碍群体，宣传报道会讲几位人物的励志故事，在充满爱的氛围里收尾。解困叙事则会去追问：项目怎么落地的？实施中是不是面临周期短、补贴少的问题？还需要哪些社会力量的参与？
其实，只要深入走进调研就会发现，哪怕是最小的问题，它其实都是很复杂的。我们要还原复杂性，而不是把复杂问题变简单。
三、解困叙事不是暖心故事
不少人将解困叙事等同于暖心故事。暖心故事只告诉读者，世界上有好人在做好事，个人努力会获得成功，却很少促使读者思考怎么解决现实困难。解困叙事当然也有暖心的一部分，但有所区别的是，解困叙事更多针对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此激发更广泛的变革——它是一种更严肃一点的、给人带来希望的故事，有更大的解决问题的志向。
四、解困叙事不是孤胆英雄故事
英雄叙事可以和《包青天》联想到一起，好像有包青天问题就解决了，可以反问：包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吗？其实需要有很多人、甚至一个系统去去帮助他的。在现实中，哪里有超级英雄？绝大多数情况是很多的普通人通过合作来去解决一个事情。解困叙事是对社会问题的现有对策进行调查和解释的批判性叙述，它不是要宣扬某种理念，也不是要选出赢家或解决问题的最佳模式。
这里，黎老师还阐述了一个观点：“英雄叙事一定涉及到对个人的过誉描述，而它的反面就是泼脏水式的叙事——无需证明你说的不对，只要不断找茬，让大家怀疑他好像也没那么厉害，英雄叙事就崩塌了。”所以，出于传播技巧的考量突出一两个人是OK的，只是谨记一点：不要过誉个人。
五、解困叙事不等同于公共倡导
倡导性文章的作者通常比较坚定地选择一种立场，还会加入情感去鼓舞读者行动；而解困叙事会更冷静一点，不事先设定立场，从事实的平衡面去讲，旨在让读者了解更多有关解决问题的方案与策略。
或许，这场盛夏中的调研，最大的意义是把真实的社会情境“带回来”，解法是否找到不是最关键的点，最重要的是，通过记录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人，呈现他们的困难，以此为一切的起点。这也是他研究解困叙事多年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具体的苦难能形成共识时，接下来的解决方案、公益行动，才会被认可。
首先，在个人困难上，要有充满意义的细节。具体的的人、真实经历、生活细节或微小但关键的场景，细节上要能够反映你想表达的东西，无论是困难、解法还是人的精神状态。
其次，群体困境要用数据说话。群体困境往往看不见摸不着，这时就需要能展示问题的数据，呈现多方声音、多方协作乃至多方博弈，群体困境才会立体。
对于已有或潜在的行动，主动关注客观有效性，而非主观善意，提供能证明其效果的证据。讨论该方法的局限或“副作用”。很多资深记者也会犯这个错误：只讲主人公情怀多好，客观上并不有效，只是停留在主观上。主观善意是重要的基础，但不能只有善意而没有客观成效，否则在公共讨论中只能提供情绪价值。
对于采集的信息是否有效，要懂得追问，正如“世界上不可能有万能钥匙，也不可能有完美方案——怀疑是个很好的品质。”
解困叙事实操三部曲
一、个人困难。
看见个人所处的困境，并描述其困难的细节。在现场中感受，三维世界的丰富细节，都可以写进调研叙事。
二、群体困境。
不要停留在“他很困难，那就帮帮他吧”，而是展现或解释困难个人周围的环境，以及导致其困难背后的社会肌理——很多个人困难都不是因为个人不努力，而有其社会性原因，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凭空上纲上线。
三、已有或潜在的行动。
有人担心找不到解法，黎宇琳反问：“你看到有人有困难，难道当地的人没有想过任何办法去缓解他们的困境吗？肯定有的，只不过有的方法好一些、有的没那么有效而已。”这就意味着，解法也不需要漂亮——宝妈服装厂无非是开了一家工厂、用一种形式让宝妈来上班，“不是一种精巧、复杂、高科技的高级，而是一种带有社会关怀、能解决问题、能在实际中运作的办法”。
所以，解困叙事的核心在于：记录，是谁、以什么回应这个问题，以及其解法效果如何。解法不需要漂亮，而是它究竟成效如何——“很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它真能解决问题；也很可能一些东西花了很多钱，白白浪费”。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社会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越大的问题，越难找到现成解法。要放弃一种”理性的傲慢”，调研员不需要虚构成功案例、强行提供方案或制造圆满结局，更重要的是真实呈现“寻找出路”的努力。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不是某个天才设计出什么漂亮方案，而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时代浪潮中被消解掉的。很多社会问题是阶段性的产物，在一个特定的阶段里无解。
那么，解困叙事就要回到具体的个人：“大的社会问题解决不了，但个人的痛苦是可以缓解的——我们解决不了地震、发大水天灾，可以解决救人问题，把灾民照顾好。” 把解困的目标从“解决一个抽象的问题”调整为“缓解具体的痛苦”，那么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同时，黎老师也给了大家一个建议：找到一个小而有意思的问题，把小问题讲清楚。进而去剖析它的问题结构、呈现潜在解法——“这在我看来，是调研中国最好的打开方式。”
一、积极的异常者。这种故事所回答的问题是在相同资源中，谁做的更好。视障咖啡师独立出摊、盲人咖啡馆，都是“积极的异常者”——他们做到了大部分同类处境者做不到的事，是非常好的调研与报道对象。
二、一个地方的转变。特别适合有历史信息积累的选题，将横向比较（几个地方中，做的最好的是哪一个）与纵向比较（具体某个地方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结合运用。这种故事更能剖析具体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三、重大的新的理念。这类故事关注的是重大的创新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之下，具体的创新项目。这种理念往往需要跳脱常规框架，挑战一些固有观念。
四、正在进行中的实验。一些实验性质的项目没有明确结果，但记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查他们的得与失、优势与不足，和“重大的新理念”类型的故事比起来，正在进行中的实验往往能提供更多的数据和证据。
Q1： 怎么区分个体经历与普遍性的社会议题，避免写成暖心小故事？
A1： 从普遍性社会问题入手，先寻找社会议题，在议题里寻找典型个案。把重点放在个人经历能帮助叙事的人物上，这在传播上叫“挑典型个案”；而暖心故事的问题在于，它只会按暖心情节，全程欢乐的展开，它不会去戳破那些窘迫的地方，无法让你真正进入困境拆解的过程，所以，不要去回避那些真正有毛刺、有尖锐感、有困难的地方。
Q2： 怎么保持客观中立的叙事角度？
A2： 可以为解法背书，不要为组织代言。对于某个解决方案，应该始终保持距离、客观评判它是否有效；另一个方法是多采访几个人，如果只采访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保持客观，都很可能被采访者带着走；甚至去采访一些不同意见者或反对者，交叉印证，就能看出问题在哪里。
Q3： 容易提出空泛的政策建议，在搜集素材时应留意什么？
A3： 参考媒体已经做过的相似报道，对于别人已经说得很充分的，就需要避开，否则调研就会失去价值。除了媒体报道，还要参考调研报告和论文。不要强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允许“找不到”，重点在于呈现具体行动者的做法。
Q4： 遇到敏感的群体利益或地方政策问题，展现分歧与真实时怎么平衡？
A4： 访谈时可以把锋芒和批判隐藏，用共情、肯定的口吻跟对方交谈，你的怀疑不必展示给对方看。想展示锋芒，可以去采访他的质疑者，迂回一些。涉及地方特别敏感的事项时，也可以借助熟人身份、淡化采访者身份等方式进入。
Q5： 项目只有不成熟的民间治理办法，怎么避免单纯批判和过度美化？
A5： 这是绝大多数调研的常态，不必刻意寻找完美的解决方案。把个人的具体困境、富有意义的细节呈现出来，是更重要的基础工作。抱着“解困不了、改善也可以”的初衷去聊，自然就能避免单纯批判。
两个小时的课程，从“解困叙事不是什么”的祛魅讲起，经波普尔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地基，落到三部曲、四种故事类型与一手的答疑技巧。
黎宇琳老师反复叮嘱的一句话始终贯穿其中：不要为一个完美的世界背书，要展示世界的复杂性，和人们改善它的努力。
这个夏天的田野里，愿调研er们都能看见具体的痛苦，找到那些正在发生的、值得被讨论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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