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4日,福布斯发布其首份“美国最大家族企业榜单”。
100家横跨31个州的家族企业被系统性地推向公众——从年营收7130亿美元的沃尔玛,到1540亿美元的农业巨头嘉吉,再到143亿美元却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连锁超市Wegmans。
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份榜单恰切中一个深层命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正集体迎来传承的历史关口。
研究显示,家族企业从创业者到第四代的存续率逐代锐减——约70%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仅约3%能在第四代及以后继续经营。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那些已传承三代、四代乃至更久的美国家族企业,其治理密码、制度土壤和经营哲学,或能为中国的“传承之问”提供真实镜鉴。
福布斯的这份榜单是该机构首次专门聚焦美国家族企业的系统性排名,定位为“美国最大家族企业的权威年度参照”。
评价标准:
排序依据:最新财年营业收入(私有与上市公司统一按营收排名)。
家族企业界定:多维度标准。私人公司要求创始家族持有显著股权(多数超50%);上市公司一般要求家族经济所有权达10%,但同时考虑董事会或管理层中的实际影响力。典型案例是福特家族——仅持有约2%的经济权益,却因超级投票权股票被纳入。
代际门槛:有意排除大多数仍由第一代创始人主导的企业,强调入选企业必须已进入代际延续状态。
100家企业中,67家私有,33家上市。
私有企业:由农业巨头嘉吉领衔,家族持股高达88%。
上市公司:沃尔玛以7130亿美元营收居首,沃尔顿家族仍控制44%的经济权益和投票权。
前十五名企业呈现出四种控制模式:
第一种是绝对控制型,以嘉吉、科氏工业、玛氏、H-E-B和Enterprise Mobility为代表。它们均为私有企业,家族持股超过80%甚至100%,依靠内部积累和经营纪律实现跨代延续。
第二种是投票权分离型,典型如福特和康卡斯特。福特家族仅持有约2%的经济权益,却拥有40%的投票权;康卡斯特的Roberts家族持有约1%的经济权益,却控制了33%的投票权。通过双重股权结构,它们用极小的股权成本维持了企业控制权。
第三种是直接持股型,以沃尔玛为代表。沃尔顿家族持有44%的股份,经济权益与投票权基本一致。
第四种是员工持股兼家族影响型,如Publix Super Markets。这家美国最大的员工持股超市之一,Jenkins家族仅持有20%的股份,但仍保有一席董事会席位和深厚的文化影响力,说明家族控制不一定独占全部经济利益,也可以通过治理安排和关键股权维持稳定性。
这些企业遍布零售、食品、农业、汽车、传媒、医疗、金融、消费品等领域——从Wegmans到Hyatt,从《华尔街日报》到Estee Lauder,从M&Ms到Perdue。
在2025年全球500大家族企业指数中,零售业贡献了26%的总营收(约2.25万亿美元),其中近半来自美国。然而在福布斯百强前十五名中,行业覆盖极为多元,说明家族企业的生命力不源于某个特定赛道,而源于所有权结构、治理安排和代际传递能力的组合优势。
家族企业约占美国公司总数的25%、私营部门劳动力的23%、私营部门GDP的23%。
福布斯榜单执行编辑Luisa Kroll评价道:“家族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创业雄心与对员工、客户和社区的长期承诺相结合。”
商界领袖Byron Trott则更生动地称其为“驱动经济的静默引擎”。它们常处于科技巨头和明星企业的聚光灯之外,却默默提供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和就业——是美国经济名副其实的“底盘”。
成功的家族企业之所以能跨越代际,在于它同时扮演三种角色——家庭、企业、机构。这三种角色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而长青的秘诀正是找到动态平衡点。
血缘与亲情是家族企业的底色。它提供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复制的忠诚和长期承诺,但也伴随裙带主义和代际冲突的风险。
美国家族企业受益于成熟的制度土壤——信托法、遗产税法和公司法经过数百年演变,为家庭层面的传承提供了结构化工具。
沃尔顿家族通过家族办公室Walton Enterprises,将股权、治理、投资与慈善制度化,使家族在多代、多分支中仍能保持控制力与秩序。
家族企业必须遵守市场规则,追求效率、增长和竞争力。
其治理智慧在于处理“家族”与“企业”的关系:一方面,家族通过董事会和关键治理安排把控战略方向;另一方面,日常经营交由职业经理人执行。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模式,使企业得以超越创始人的个人能力边界。
福特家族用“超级投票权”结构解决了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这是一种制度性解决,而非依赖个人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任命非亲属CEO的家族企业在运营盈利能力和市净率上往往优于血缘继任者。这提示我们:代际传承不仅要问“传给谁”,更要问“如何传”。
成功的家族企业最终演化为一种制度性存在——承载代际传承、社会责任,将创业精神内化为治理规则。
这种机构化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对失败的深刻学习——Enterprise Mobility创始人Andy Taylor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那些企业做得不好,或崩溃、或被烧毁、或最终决定上市。我们试图从这些例子中学习。”
二是超越单一产业的布局——洛克菲勒家族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跨越,体现了跨代财富配置的视野。
但普华永道2025年调查也揭示:近两年美国家族企业增长放缓,2023年有81%报告销售增长,2025年降至52%。长期主义的践行并不必然带来持续高增长——机构化不能代替市场竞争。
三种角色的张力:当家庭伦理过度压倒企业逻辑时,出现裙带主义;当企业效率凌驾于家庭传承时,可能稀释控制权;当机构化走向过度职业化时,家族认同可能消散。平衡三者,正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命题。
与中国家族企业相比,美国家族企业在以下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美国拥有成熟的信托、遗产税和公司法体系,代际传承有制度化工具可选。而中国大陆现代商业家族仅出现近三十年,法律制度与社会习俗与国外存在差异,国外经验难以直接套用。中国民营企业家大多正处于或即将迎来首次传承,制度准备尚在起步阶段。
欧美家族企业倾向于将家族意志嵌入专业治理框架,愿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形成“所有权与管理权适度分离”。中国家族企业则权力高度集中于家族内部,高度重视“子承父业”的嫡系传承。美国百年家族企业已从“个人权威”过渡到“制度权威”,而中国企业仍处于从“一人决策”到“制度治理”的过渡期。
中国家族企业侧重当下收益,对长远战略布局相对不足;海外知名家族企业则在动态布局未来的前提下追求当前收益最大化。深层原因在于:美国百年家族企业历经多代磨砺,形成了基于“管家理论”的代际责任意识——维护后代及家族名誉成为核心驱动力;而中国多数企业仍处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过渡期,这种意识尚在形成中。
(注:本文第四章提出的“三张面孔”框架同样适用于理解中美差异——美国成熟企业更注重“机构”身份的制度化建设,而中国企业目前更多在“家庭”与“企业”的初级平衡中探索。)
美国家族企业的核心经验是推动治理从“人治”向“制度治理”演进。恒安集团的“董事会独立性+家族理事会”双轨模式提供了有益参照。中国家族企业亟需将传承从个人依赖转向结构依赖。
福特、沃尔玛等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家族控制与专业化的平衡。中国企业需要破解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在保持控制权的同时,建立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与激励机制——这涉及文化层面的深层转型。
中国需加快家族信托、慈善基金会等传承工具的法治建设。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通过信托和慈善基金会为家人节省约80亿美元税金,并安排子女参与新业务——这一案例说明,制度工具可以成为传承的杠杆。
威斯康星州的Golden Gate Restaurant已传承四代,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成为华裔家族在美国保持文化传承的典型案例。这些企业在文化差异、身份认同与代际难题中的平衡经验,值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家族企业借鉴。
福布斯榜单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排名,而是其对家族企业的定义标准——强调必须进入代际延续状态,核心不只是“由谁创办”,而是财富、所有权和企业使命能否跨代传递。
从这个维度看,中美家族企业的本质差异不在规模,而在传承逻辑:美国百年家族企业已从“讲故事”走向“建制度”——将创业精神制度化、控制权结构化、代际传承机制化;而中国仍有大量企业停留在“讲创始人故事”的阶段。
这或许正是终极课题:如何让“家族的意志”与“企业的逻辑”动态平衡,如何在传承中保持活力而非固步自封,如何在制度建设中保有初心而非异化。当中国家族企业集体走向“二代登场”的时代,这份榜单的跨洋镜鉴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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