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情社会”在行政和经济语境下，往往与“规则意识淡薄”和“办事依赖潜规则”高度挂钩。
基于公开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经济发展规律以及普遍的社会观察，可以梳理出以下梯队排行：
第一梯队：请托意识极强，“办事必找关系”
这一梯队的省份，在各类客观数据中排名靠后，社会普遍存在“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观念，办事过程中人情和灰色渠道起到的作用较大。
典型省份：山西、陕西、河南；黑龙江、辽宁、吉林（即东北三省）。
核心依据：
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垫底：根据一份涵盖全国31个省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山西排名全国倒数第一，陕西倒数第五，河南倒数第二。排名越靠后，说明在当地办事过程中，公平度相对降低，人情、关系或其他灰色渠道起的作用更大。
社会普遍认知：以山西为例，当地有“办手机号、买保险、找工作、政府审批都得找关系”的普遍社会心态。东北地区则被认为是典型的“人情社会而非效率社会”，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拉关系、找熟人，而非查阅规则流程。
第二梯队：人情与规则并存，处于转型过渡期
这一梯队的省份包含部分中西部地区，人情网络依然紧密，但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中，规则意识正在逐步建立，呈现出一种复杂交织的状态。
典型省份：云南、内蒙古、湖南、河北等。
核心依据：
在上述政商关系指数中，这些省份处于中下游位置。
从经济规律来看，人情社会的本质是用关系代替规则，这会导致极高的交易成本（如办事需要托人、打点关系）。这些地区往往面临着“人情越重，经济活力越受限”的挑战，有能力的人才容易因为缺乏公平机会而流失，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第三梯队：请托意识较弱，“办事首选讲规则”
这一梯队的地区经济通常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深入人心。在这里，办事更多依赖明确的流程和标准，而非熟人网络。
典型地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尤其是深圳）、江苏。
核心依据：
政商关系健康指数领跑：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在该指数中名列前茅，说明其办事公平度高，行政透明度高。
经济发达的底层逻辑：以深圳和江浙沪地区为例，这些地方的核心特征是“规则至上”。企业竞争公平，政府服务透明，陌生人之间基于契约的大规模协作非常普遍。人们把精力放在提升能力和做好事情上，而不是耗费在无效的内耗和人情往来中。
特别补充：区分“办事找关系”与“待客有人情味”
在看待“人情社会”时，很容易将“办事的请托文化”与“待客的热情好客”混淆。两者在社会评价中截然不同：
办事的请托文化：指遇到行政审批、商业合作、解决纠纷时，不信任公开规则，必须托熟人、走后门。这在现代商业文明中通常被视为阻碍发展的负面因素。
待客的人情味：指民风淳朴、热情好客、邻里和睦。在很多网络排名的“中国人情味最浓省份”或“人缘最好省份”中，广西、山东、四川、云南等地经常名列前茅。这代表了当地人民热情、实在的性格魅力，是值得称赞的社会温情，并不等同于办事需要“托关系”。
总结来说，如果以“遇事找关系”的强度来排名，呈现出明显的“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而越是经济发达、规则透明的地区，请托意识的强度则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