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ting Anonymous Hits
How Short Video Platforms Have Changed the Chinese Music Industries
Qu, Shuwen, and D. Bondy Valdovinos Kaye.
译者：黄美纶
Qu, Shuwen, and D. Bondy Valdovinos Kaye. “Charting Anonymous Hits: How Short Video Platforms Have Changed the Chinese Music Industries.” In Music Streaming around the World, 1st ed., edited by David Hesmondhalg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5. https://doi.org/10.2307/jj.33903674.8.
译者前言：
本文以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为切入点，提出“策展式优化”（curatorial optimization）这一关键概念，系统分析短视频平台如何通过榜单机制、数据驱动推广与视听内容工程化，重构音乐产业的生产、分发与价值逻辑。作者指出，当代热门单曲（神曲/爆款）不再聚焦于艺术家的创意和表达，而是围绕平台的算法与传播机制生成：音乐被拆解为可优化、可嵌入、可复制的数据。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主体性被显著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歌曲为核心、以数据为导向、以平台为主导的“匿名爆款”生产模式，从而标志着中国音乐产业在平台化进程中的结构性转向。
本文不仅解析了“抖音神曲”的生产过程，还揭示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化生产转型：音乐生产正从“表达”转为“对数据分析的反馈”。在以Spotify为代表的音乐流媒体时代，音乐尚可通过榜单、歌单机制维持作者的主体性；但在短视频平台的逻辑下，音乐被进一步压缩为15秒的情绪触发器，其存在意义/价值标准在于注意力分配与消费转化。这种以“情绪—场景—转化”为核心的生产链条，本质上是一种高度金融化的文化工业形态。
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1941）中指出，流行音乐以内在的“标准化”与表层的“伪个性化”为基本生产机制。而在音乐平台化时代，这一论断得到了延续与更新——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演变为“算法标准化”，音乐不再只是遵循文化工业标准生产，而是被纳入一种以平台算法与数据反馈为核心的“优化逻辑”之中；“伪个性化”则发展为对艺术家主体的系统性“去人格化”。这种音乐平台的“匿名化”并非去中心化或民主化，而更接近一种“去人格化的再中心化”：权力并未消失，而是从艺术家转移至平台与数据系统。
换言之，我们并不是进入了一个“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只有符合平台逻辑的声音才能被听见”的时代。相比Spotify、Apple Music等音乐流媒体平台，抖音的模式更像是一种高度整合的“感官资本主义”，音乐不再是目的，而是（营销）手段。
因此，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补充了短视频平台研究的中国案例，更在于提出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的问题：当流媒体平台的“策展式优化”逻辑不断扩张，（流行）音乐是否仍可能作为一种具有审美自主性或社会批判性的文化形式存在？
以下为正文部分：
1. 抖音的崛起与匿名“爆款”（Hits）
2018年4月，一首名为《学猫叫》的歌曲，配合一段编排好的舞蹈，在中国的短视频平台与音乐流媒体平台上迅速走红。《学猫叫》的病毒式传播源自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并成为最早揭示短视频平台对中国音乐产业在工业结构与文化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案例之一。
行业报告显示，蓬勃发展的短视频产业正通过“蚕食”（cannibalizing）中国音乐厂牌与音乐人约80%的市场营销与推广预算，挑战传统音乐流媒体平台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它还促成了用户从音乐流媒体平台向抖音、快手以及哔哩哔哩等平台的“跨媒介迁移”（intermedia migration），从而降低了用户在音乐流媒体平台上的平均使用时长，并逐步放缓其收入增长速度。
自此之后，抖音不仅发展为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推广平台之一，还进一步推动了音乐生产文化的转向，即朝向创作所谓“抖音神曲”的方向演变。所谓“抖音神曲”（Douyin hits）（亦称“神曲”shenqu 或“爆款”baokuan），是指在创作过程中即以内嵌短视频平台特定逻辑与可供性（affordances）的病毒式歌曲（viral songs）。这类歌曲通常具有高度意象化的歌词、易于记忆的15秒副歌段落（hooks），以及相对短暂的生命周期（通常为三至六个月）。
尽管这些抖音神曲在排行榜上拥有极高的传播度与流行度，短视频平台用户却往往难以识别或记住其背后的演唱者姓名，甚至连歌曲名称也不明确。这种“匿名性”（anonymity）不同于早期音乐工业中“不可见性”（invisibility）的传统形式。在以往的音乐生产体系中，不被署名的通常是诸如录音室乐手或音频工程师等“非主创”贡献者；而在短视频平台语境下，匿名性则开始向“前台主体”（即歌手与作品本身）扩散，构成一种新的文化与产业现象。
相反，这种“匿名性”与一种有意为之的“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密切相关：在这种机制中，艺术家的身份被刻意弱化，甚至被纳入音乐生产逻辑之中而加以系统性地边缘化。
在此背景下，本章将“抖音匿名爆款”问题置于中国音乐平台化所呈现的“波动性动态”（volatile dynamics）之中加以考察。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以音乐为中心的平台，如Spotify与SoundCloud，并强调大型平台通过歌单策展所掌握的“策展权力”（curatorial power），以及“替代性”（alternative）音乐平台相对有限的干预能力。然而，关于短视频平台在流媒体音乐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其他互补性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现有研究仍相对匮乏。与此同时，学界也探讨了多种“平台效应”（platform effects），即这些效应如何促使音乐人和厂牌在新作品发布过程中调整创作策略[平台化机制对创作（策略）的影响]，以提高在平台上获得成功的概率。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独立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抵制这种“优化”（optimization）逻辑——例如在歌单机制（playlist context）中的策略性适配——但对于这些动态过程如何具体展开，仍缺乏深入分析。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尚无研究专门考察这些机制在短视频平台中的运作方式，而此类平台在结构上又处于传统“以音乐为中心”的平台系统之外。本章正是针对上述研究空白展开，重点探讨诸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如何与音乐流媒体平台相互作用，共同塑造音乐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其一，推广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匿名短视频爆款”的生产？
其二，这些因素又如何影响音乐生产过程中的“优化”策略，从而提升作品在短视频平台与音乐流媒体平台上的成功概率？
在本章中，我们考察了中国一批专注于在抖音上打造“匿名爆款”的录音室与制作公司。这其中既包括由平台自营或附属的内部工作室——例如隶属于网易云音乐、QQ音乐以及酷狗音乐等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制作体系——也包括独立的爆款制作公司。通过这些案例，我们旨在理解以抖音为中心的“依附式优化逻辑”（Douyin-dependent optimization logics）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后果。
本章结构如下：首先，我们从历史维度出发，对“爆款生产”（hit-making）中跨部门企业控制的产业与平台结构进行梳理与历史化分析，并提出“策展式优化”（curatorial optimization）这一概念，以理解在音乐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平台时代“爆款制造”的政治经济逻辑。其次，我们将对抖音进行简要概述，说明其如何打破以音乐流媒体平台为中心的中国平台音乐生态系统。第三，我们通过拆解“爆款生产”的三重“策展式优化”过程，分析“匿名爆款”的生产机制，重点揭示其中如何弱化艺术家身份并降低“人类参与”的可见性。
在方法上，本研究通过对媒体报道、行业出版物的细读，以及对15位来自抖音、网易云音乐、爆款制作工作室及相关版权公司的行业从业者所进行的深度质性访谈，提供了理解音乐在视听层面被“优化”（audiovisual optimization）的实证证据，从而揭示这一过程对当代音乐生产与传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流媒体时代，这一过程既延续了早期音乐产业的某些实践逻辑，也呈现出明显的断裂。
2. 榜单与爆款：
重新思考“策展权力”与“优化”
为了理解短视频爆款的生产机制，我们首先需要将面向短视频平台的文化生产置于音乐平台化的宏观语境之中。随着“平台”（platform）这一概念在文化产业研究中日益普及，学界对于文化生产平台化的理论化兴趣也持续增长。近期研究开始关注文化商品在数字平台上生产与消费时所呈现出的平台依赖性、模块化（modular）与可变性（malleable contingency）。
抖音神曲正是这种平台依赖型、情境化（contingent）文化生产的典型体现。然而，作为一种音乐商品形态，它们并非全然新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期“爆款生产”的历史逻辑。通过回溯录音工业早期阶段的爆款生产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持续性的文化力量始终在塑造当下的流媒体时代。
公告牌21世纪Hot100排行榜
在美国，“流行金曲”（hit music）这一概念兴起于20世纪中期，当时行业核心期刊Billboard开始通过“排行榜”（hits charts）追踪唱片销量与播放数据。流行榜单本质上是对文化产业进行量化评估的机制，其影响远不局限于音乐领域。在对英国单曲榜的研究中，学者Richard Osborne提出了“榜单政治”（chart politics）的关键维度，包括：谁负责榜单编制、样本覆盖范围、结果呈现方式、更新频率，以及“单曲”的定义方式等。他指出，榜单从来都不是独立于音乐产业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外的中立工具。
事实上，唱片公司、零售商、榜单机构以及音乐媒体长期以来不断对榜单进行操控，以服务各自利益；围绕榜单能否真实反映公众音乐品味的问题，也始终存在广泛争议。
Osborne进一步指出，在流媒体时代，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因为“诸如Spotify与YouTube等流媒体公司，已成为其自身爆款内容的主要中介者”。
尽管如此，“榜单政治”在流媒体时代依然以新的形式持续存在，相关讨论逐渐转向平台中的“策展权力”与“文化优化”（cultural optimization）问题。在音乐流媒体平台中，这两者主要通过“歌单”机制得以实现：歌单既是音乐策展的工具，也是音乐发现的关键路径。
根据学者Robert Prey的定义，“策展权力”是指“通过对内容进行组织与编排（organizing and programming），从而推进自身利益并影响他者利益的能力”。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受到更宏观的结构性动态所制约，并嵌入音乐、广告与金融三种市场之间的关系之中。因此，“策展权力”可以被理解为对传统“推广权”与“分发权”的重新配置。
媒介理论家Nicholas Garnham则进一步指出，在文化产业中，真正的权力与利润核心并不在于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而在于文化分发（cultural distribution）。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Leslie Meier进一步探讨了“推广产业”的崛起——包括广告、品牌塑造（branding）、游说（lobbying）、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如何成为塑造音乐产业的主导力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产业推动了“艺术家即品牌”（artist-brand）的范式转型，在这一范式中，消费品牌与媒体公司作为新的“守门人”，与传统大型唱片公司一道，共同参与音乐产业权力结构的重构。它们在竞争与合作之间运作，逐步形成一种“跨部门推广装置”，为流行音乐作为“品牌产品”的生产与营销提供支撑。在流媒体时代，信息技术公司也加入这一体系，与唱片公司及推广品牌一道，成为塑造“爆款”的关键中介力量。
在此背景下，我们引入第二个核心概念——“文化优化”（cultural optimization），以进一步理解流媒体时代的“榜单政治”。
媒介研究者指出，各类计算过程正试图使文化内容变得“算法可识别”（algorithmically recognizable），例如通过优化元数据，以提升其在搜索引擎中的可见性。尽管既有研究表明，一部分音乐制作人倾向于抵制这种调整——反对为了适应流媒体平台而改变最终创作成果——但也有从业者承认，他们会“投入精力于优化策略，例如争取进入歌单或为作品制定推广话术（pitch）”。
正如学者Jeremy Wade Morris所指出，“优化逻辑”相较于前流媒体时代，更早且更深地介入了音乐创作过程。然而，这类策略的正当性（legitimacy）往往存在争议，因为它取决于平台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与博弈，从而在“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优化实践之间形成所谓的“定义性缝隙”（definitional gaps）。
然而，在以抖音为核心的中国音乐生态系统中，这种“定义性缝隙”似乎并不显著。抖音所拥有的强大“策展权力”，迫使其他音乐流媒体平台及其互补平台必须围绕其“榜单政治”逻辑对音乐进行优化（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为刻画这一机制，本文提出“策展式优化”（curatorial optimization）这一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优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提升内容的可见性，而是与策展者的利益深度对齐并受其驱动。换言之，优化服务于策展主体的优先级，从根本上重塑了“爆款生产”的逻辑。
“策展式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中国泛娱乐音乐产业中艺术家的持续“匿名化”（anonymization）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歌曲”本身的重要性逐渐超越艺术家或专辑，成为核心单位。当然，这种匿名化并非毫无先例。在音乐产业历史中，“明星机制”（stardom）与“作者性”（authorship）始终与更具匿名特征的商业化音乐生产并存，例如为广告、功能性场景或仪式用途所创作的音乐。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Will Straw便指出，当时的音乐录像（music videos）正在解构歌曲、专辑与表演者身份之间既有的关联：相较于个体表演者的“形象”（image），影像整体的视觉风格与感官体验变得更为重要。
Straw的洞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Leslie Meier所提出的“占有式推广逻辑”（possessive promotional logics）：在这一逻辑下，词曲作者被要求生产“可同步使用”（sync-friendly）的音乐素材，以满足品牌传播的需求，甚至往往需要对内容进行自我审查，以确保其符合品牌语境与商业用途的规范，并规避政治敏感内容。Leslie Meier进一步指出，对消费者广告数据的日益依赖，使得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替代：只要其能够提供“可信度”（credibility）并吸引足够规模的受众，其个体独特性便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可以说，在中国的流媒体（乃至当下的短视频）时代，这种“匿名化”趋势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流媒体平台进一步推动了音乐创作与营销的“去人格化”，剥离了历史上与表演者紧密相连的个体身份特征。在具体分析这一强化的艺术家匿名化机制如何在中国音乐平台化过程中运作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中国流媒体音乐生态系统如何逐步被科技公司主导，并在以抖音为核心的“策展权力”之下完成重构。
3 . 中国的音乐平台化与抖音的颠覆
要理解当代中国面向短视频平台的音乐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将抖音置于整体平台生态之中加以考察。学界已从多个视角探讨中国音乐的平台化进程。
第一种视角关注版权的扩张。相关研究指出，中国音乐产业经历了从非正式、点对点（peer-to-peer）与盗版主导的模式，向更为规范化、以授权为基础的商业体系转型。尽管普遍存在的盗版曾被视为阻碍文化产业工业化发展的因素，但它同时也为不同主体提供了实验数字媒介的空间，包括电子公告板（bulletin boards）、游击式服务（guerrilla services）以及早期流媒体平台。大约在2015年前后，随着版权执法的收紧，这种实验性阶段逐渐终结。此后，中国数字音乐产业逐步被几大科技巨头所主导，即百度、阿里巴巴与腾讯。
第二种视角聚焦于基础设施的变迁。这一研究路径挑战了将中国数字音乐体系视为例外的观点，强调中国在基础设施设计与存储媒介方面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共通性。
第三种路径则强调中国文化产业内部的结构性转型，突出音乐产业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尤其是音乐平台与其他文化平台（如抖音与哔哩哔哩）之间的激烈竞争。本文对“抖音神曲”的关注，正是沿着第三种路径展开，旨在揭示短视频平台与中国音乐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通过“策展式优化”所实现的机制。
中国数字音乐的两个关键特征，有助于解释抖音如何对以音乐流媒体平台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构成颠覆。
首先，中国主要音乐流媒体平台往往隶属于大型科技集团，这些集团构建了跨领域的平台生态系统，涵盖音乐、社交娱乐、即时通讯（messaging）、游戏以及电子商务等多个板块。中国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经济成功，依赖于一种“泛娱乐”（pan-entertainment）商业模式，其中包括付费订阅、虚拟礼物以及打赏等多元化收入机制。因此，中国的数字音乐产业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深度嵌入于跨领域的平台活动之中的特征。这种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平台整合，一方面促进了用户整合（user integration）、交叉推广、数据协同以及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音乐流媒体平台并不像其他地区的平台那样具有高度“独立性”（standalone）。
其次，与西方平台不同，中国的音乐流媒体平台——如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网易云音乐——在纵向整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即同时掌控音乐版权与分发渠道。相比之下，在西方，由于唱片公司与出版公司通过授权协议维持对版权的控制，音乐流媒体平台通常难以直接持有音乐版权。这种纵向整合使中国音乐流媒体平台能够将音乐内容、推广与分发纳入其“泛娱乐”体系之中，从而获得更大的结构性权力。
当西方音乐流媒体平台仍高度依赖于从版权方（尤其是三大唱片公司）获取授权内容时，中国平台则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leverage）。例如，截至2020年，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已占据中国音乐版权市场72.8%的份额。
在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主导音乐版权的背景下，其他中国平台也开始尝试采取类似策略。例如，网易云音乐通过吸纳独立音乐人进入其平台体系来实现整合；而抖音自2016年上线以来，则采取了另一种路径。为了减少对西方三大唱片公司及TME的版权依赖，抖音实施了一种“抑大扶中小”（“starving the big and feeding the middle and small”）的策略：在2018年至2020年间，通过资助中等规模版权方的录音制作，并收购小型中国版权持有者，逐步扩充其音乐曲库（repertoire）。
学者Qian Zhang与Keith Negus指出：“在短时间内，中国平台从争相签约大量音乐人及其作品，转向围绕单曲进行签约，以评估其被切分为15秒片段并作为多种短视频声音语境（sonic context）的潜力。”这一观察揭示了音乐文化生产逻辑的重要转变：平台不再单纯追求庞大的曲库规模，而是愈发重视歌曲在短视频语境中的“功能适配性”（functional adaptability）。
本文认为，这一转向反映了中国科技巨头所推动的纵向整合商业模式下，平台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网易云音乐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为代表的音乐流媒体平台，如今不得不应对“抖音神曲”的爆发式流行。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已崛起为新的科技巨头，直接与腾讯、网易以及阿里巴巴等MSPs背后的母公司展开竞争。
抖音所产生的收入主要来自在线广告、视频内容库以及电商佣金，这些收入结构使其在数字经济空间中占据重要地位。凭借其高度吸引注意力（attention-grabbing）的“爆款”内容，抖音打破了以音乐流媒体平台为主导的既有产业格局，使整个音乐产业日益依赖其平台影响力，并迫使音乐流媒体平台围绕其“策展议程”（curatorial agenda）对音乐生产进行优化，其核心目标在于：“掌握更为丰富的数据资源，以及在商业谈判与视频内容可见性控制中的绝对权力。”
图4.1 展示了“爆款生产”（hit production）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短视频平台（SVPs）、音乐流媒体平台（MSPs）、数据分析公司（data analytics companies）、版权代理公司（licensing companies）以及音乐制作公司（production companies）。
正如学者Tatiana Cirisano所指出的，对于向短视频等社交娱乐服务提供音乐授权的版权方而言，出版版权（publishing rights）往往比录音版权（recording rights）更为重要，且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
所谓出版版权，是指对音乐作品的所有权，而非对具体录音的控制。拥有出版版权意味着可以授权音乐用于翻唱、混音以及对口型表演等多种形式；相比之下，录音版权仅允许作品以原始形式被使用，而不允许进行改编或再创作。这一差异解释了为何中国的音乐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平台纷纷加大对出版版权整合的投入力度。
在这一平台生态体系中，诸如抖音以及网易云音乐等平台，不仅推出了用于内容授权的子平台（subplatforms），例如Quyimai与Starnation，还通过投资方式布局版权公司，如Hikoon Music与Qiyun Music。这些版权公司再与外包的爆款制作机构（subcontracted hit-making firms）合作，通过收购或买断新发行作品的出版版权，从而在产业链上游实现控制。与此同时，音乐流媒体平台也建立了内部制作工作室（in-house production studios），专门用于打造潜在爆款或挖掘新兴的病毒式歌曲（viral tracks），并通过同时掌握出版版权与录音版权来强化后续推广能力。
例如，网易云音乐旗下的“飓风”（Jufeng）、“青云”（Qingyun）与“云上”（Yunshang）等工作室，与约七百家外包制作公司展开合作，以针对“抖音神曲”进行优化，并生产登上排行榜（chart-topping）的流行歌曲。
4. “匿名”抖音爆款的策展式优化（curatorial optimization）
“爆款”（hit）一词，通常指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并进入按流行程度排序的排行榜的文化产品。尽管曾有观点认为，数字化将削弱对“爆款”的依赖，使音乐市场转向依赖“长尾效应”（long tail）的多样化成功，但事实上，“爆款”依然是当代音乐产业的核心机制。
类似传统“流行榜单”的排行榜，在西方与中国的数字平台上依然具有高度可见性。尤其是抖音，已发展出自身的榜单体系，其计算方法不同于传统榜单，例如Billboard，或西方音乐流媒体平台如Spotify所采用的机制。
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匿名爆款”生产中的跨平台榜单政治，重点分析与“策展式优化”相关的三种关键机制：榜单监测、指数储备以及视听去人格化。本文认为，无论是在音乐流媒体平台（MSPs）还是短视频平台（SVPs）上，榜单都不是对成功的中立记录，而是在相互作用中成为“制造爆款”的关键机制。其中，抖音的榜单拥有更强的策展权力（curatorial power）：它不仅引导流行趋势，还设定议程，从而影响其他产业主体的实践方式。通过优先服务“广告娱乐产业”的利益，抖音的榜单机制进一步巩固其主导地位，同时强化艺术家的匿名化趋势。
榜单监测（Monitoring Charts）
在音乐流媒体平台中，榜单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不同推广功能的“特殊歌单”。与其他基于“算法—编辑混合”（algo-torial）逻辑策划的歌单不同，平台中的榜单通常是以算法为主导，几乎没有人工编辑的参与。
本文所称的“榜单政治”，在以下互动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病毒榜”（viral charts）与“热门榜”（top charts），另一方面则是抖音的“热榜”。
与此同时，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原创榜”与“新歌榜”，主要作为独立音乐人的推广工具，用于展示其作品的流行程度，但通常会排除那些专门为“抖音爆款”而优化的歌曲。
上述三类榜单在“策展式优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为爆款制作工作室提供了监测流行音乐趋势的工具，并帮助识别潜在的“种子爆款”（seed hits）——即那些在尚未进入主流平台或抖音之前，已展现出初步病毒传播潜力的歌曲。
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平台之间的跨平台榜单监测成为筛选“种子”的核心机制。
对于爆款制作公司而言，这一监测过程通常始于抖音所策展的热榜，并延伸至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病毒榜”与“热门榜”。
一位受访者指出：“抖音的热榜就是流行度的‘风向标’。只有这个榜单才能真正判断一首歌是否流行。”这一观点对传统基于首页推荐位（banner position）与歌单入口所构建的“策展权力”提出了挑战。由于抖音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与流量，其热榜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聚焦了线上注意力，并重塑了音乐发现与传播的机制。
在实践中，“种子爆款”的识别往往始于那些位于抖音热榜中部或后部位置的歌曲。一旦选定“种子”，爆款制作工作室便会在哔哩哔哩与抖音上注册新的账号，以获取平台的“默认推荐”。这一策略旨在规避算法因既有用户行为数据而产生的过滤效应，从而获得对当下最具病毒传播潜力内容的“未被干预”（unaltered）视图。
一位曾任职于某制作工作室的网易云音乐员工提到，尽管其所在机构属于音乐流媒体平台，他们仍会投入大量时间监测短视频平台榜单数据，并分析热门歌曲下的评论内容。他表示：“如果某首歌表现出很强的增长势头，比如播放量突然上升，我们就会锁定这首歌，进入后续的制作与推广流程。”这种高度依赖数据的精细化操作，凸显了抖音策展权力在当代“爆款生产”中的战略性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监测过程中，被关注的核心对象是“歌曲”，而非“艺术家”。一旦“种子”被识别，版权经理便会联系出版版权或歌曲权利的持有者，通过直接买断或协商授权协议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在这一过程中，音乐人本身的重要性被显著弱化：对于爆款制作公司与平台而言，关键在于掌握歌曲的出版版权，而非塑造艺术家身份或培育“明星”（stardom）。
在完成授权之后，“种子”通常会以工作室名义，甚至以虚构名称重新注册。受访者普遍强调，个体音乐人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使其难以成为可靠的产业资源；相比之下，版权则更具可持续性。
因此，在“种子培育”（seeding）阶段，表演者的身份与作者身份（authorship）被系统性地剥离，其角色被降格为整个爆款生产链条中的附属部分（ancillary role）。
与平台化之前时代的榜单操控策略相呼应，依附于抖音的制作工作室，会通过持续监测“种子”在抖音热榜与音乐流媒体平台“病毒榜”中的位置变化，来计算其“流行势能”（popularity momentum）。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病毒榜——即每日更新的“增长最快前100首单曲”——为评估这些“种子”的日常表现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持。这一监测过程帮助工作室判断某一歌曲是否在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病毒榜中持续上升，从而预示其向更广泛流行扩散的潜力。
指数储备（Stocking Index）
当“种子”歌曲被选定进入爆款生产流程后，便进入下一阶段，即通过“指数储备”来进行推广。在整个机制中，“指数储备”是最为关键的阶段，同时也是推动“种子”转化为榜单爆款的关键环节，也是成本最高的阶段，其核心在于通过多轮“基于指数的推广”（index-based promotion）不断放大歌曲的可见性与传播势能。
在“种子筛选”（seeding）阶段，具有潜力的歌曲通常出现在相对边缘的榜单中，或位于抖音热榜的中低位，而非音乐流媒体平台“热门榜”（Top Charts）与“病毒榜”（Viral Charts）的前列——后者恰恰是决定歌曲最终能否成为爆款的关键位置。
正如学者Richard Osborne所指出，在英国市场，“Top 40”榜单位置往往会触发产业资源的集中投入，因为“榜单如同一个回音室（echo chamber），其声音在顶部最为响亮”。
某头部爆款制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透露，在过去，音乐制作与推广的成本大致各占一半；但如今，这一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约10%的预算用于制作，而高达90%的预算投入推广。以2023年为例，一首爆款歌曲的平均推广成本大致在2000至14000美元之间。这种推广费用（尤其是在抖音上的投入）的显著上升，与制作成本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在具体操作层面，制作公司会投入大量预算，向抖音上的各类“网红”付费——包括舞蹈、美妆、喜剧、剧情类创作者——以及新闻、科普、资讯甚至政府账号等“推广账号”，以将目标歌曲嵌入其短视频中作为背景音乐。
与此同时，这些推广行为还会通过多轮数字营销活动不断迭代强化。正如一位来自网易云音乐工作室的受访者所描述：“第一轮我们可能花150美元，在风景类账号上测试效果，看看表现如何；第二轮我们会开会决定下一批要投放的抖音账号，增加预算并更换投放对象；到第三轮，我们就开始观察歌曲在网易云音乐病毒榜上的排名。我们工作室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取决于能否冲上榜首，因为排名第一最终会带来新的听众。”
在这一过程中，推广活动高度依赖后台数据分析系统，这些系统持续监测歌曲与音乐人的流行指数（popularity indices）。“音乐人指数”（Musician Index）是一种量化工具，通过展示音乐人与听众在行为、社交与关系层面的表现，来评估其流行度。同样，“歌曲指数”（song index）则基于累计播放量（listeners）或评论数（comments）等指标进行计算。
诸如网易云音乐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等主要平台，均建立了支持实时分析的后台系统。这些系统能够按时间维度展示歌曲表现数据，并标记与抖音热门话题、病毒视频（viral videos）、公共事件、节假日及推广活动相关的关键“拐点”（inflection points）。
受访者将这一系统比喻为“股票市场”（stock market）：在这一类比中，歌曲如同证券，而对爆款推广的投入则类似于“买入一支上涨中的股票”。平台员工通过持续监测歌曲表现的波动，判断最佳的加码时机，以决定何时增加营销投入。
与此同时，小型爆款制作公司也通过与专业数据分析公司合作，或自主开发系统，来实现类似的数据驱动优化。例如，总部位于北京的爆款制作公司Cloud Cat（云猫），便将其成功归因于种数据分析系统（data analytic system）——“该系统能够监测每一首歌曲，智能分析其市场回报，并推算投入产出比”。在这一阶段，“爆款”的匿名性被进一步强化。
借助推广活动获得增长势能的潜在爆款，不再仅仅是文化产品，而是转化为一种金融资产与可交易对象，其价值通过一系列数据指标加以量化。
在“指数储备”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对创作者或表演者的关注或投入；相反，所有推广策略均由指标与指数系统所驱动。这种以数据为核心的运作方式，为爆款制作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潜力。例如，如果一首歌曲在数月内累计达到一亿次播放量（one hundred million plays），便可能为公司带来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如果你同时投资一百首歌，最终可能有两三首能进入榜单，而这些爆款就足以覆盖其他所有歌曲的营销成本。”
视听去人格化
（Depersonalizing Audiovisuals）
“榜单监测”与“指数储备”两个阶段，不仅对于发现与推广“种子”至关重要（即那些已完成创作与录制的作品），它们同样深度嵌入于原创歌曲的创作与录音过程之中。在短视频内容的视听优化中，情绪与情感（emotion and affect）扮演着核心角色。
媒介学者Mark Andrejevic指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情感已成为突破信息拥堵、激发“直觉式反应”（gut instinct responses）的关键因素。
一位爆款制作公司的制作人表示：“仅仅依赖爆款公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歌曲中找到并注入‘大众情绪’（mass sentiment）。”为了构建并优化这种“情绪化音乐”，创作者需要将情感转译为服务于抖音广告与电商体系的视听语言，从而契合其“占有式推广逻辑”。
在抖音爆款的语境中，这一过程一方面强调鲜明的意象与具体化表达，另一方面则不断剥离艺术家的个体人格以及创作与推广过程中的“人类参与度”（human involvement）。
在具体操作层面，制作公司会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对音乐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平台用户评论中的情绪表达进行分析，从而提取歌词创作的主题与关键词。
例如，酷狗音乐会显示评论区中的词频。一位小型制作公司的制作人描述道，他会从目标歌曲的评论中提取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创作主题的基础。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根据筛选出的关键词来写旋律和歌词，比如‘遗憾’、‘孤独’、‘悲伤’。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复制评论中的句子，以更准确地捕捉和传达这些情绪。”
此外，制作团队还会参考抖音榜单上的热点新闻，包括社会新闻、地方新闻与国家层面的议题，从中获取歌曲标题与歌词的灵感。这些基于新闻的关键词，随后会被纳入元数据标签，以提升歌曲的可发现性（discoverability）并促进其传播。
除了歌词之外，人声在传达情感与构建“情绪共鸣”方面同样至关重要。为了将个体的“聚合情绪”（aggregate sentiment）转化为可传播的声音形式，制作公司往往优先选择那些能够体现某种“中国语境中的‘有网感’（sense of internet）”的嗓音类型，而非选择那些具有鲜明个性或主体性的独特嗓音。
一位受访者指出：“这意味着，这种声音不应让听众联想到某一位具体歌手的面孔或舞台表演，而应让人联想到普遍存在的普通用户面孔与日常实践，并由一个匿名的声音在抖音中加以呈现。”
因此，人声选择的逻辑并不在于“再现的准确性”（representational accuracy），而在于对“隐性且预先形成的舆论”（covert and pre-emptive opinion）的相关性确认。
例如，一种空灵（ethereal）的女性声线，可能被用来唤起观众对身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性形象的想象。这些选择进一步表明，“爆款”的设计目标并非培养歌手、词曲作者或偶像，而是为了构建一种由日常生活中匿名面孔所形成的“声音主导”的共鸣空间（voice-led chamber）。
在视觉层面，歌词创作中的“具体场景建构”同样在“策展式优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能够为歌曲提供一种基于叙事的背景，从而与用户经验产生共振。
据Hikoon Music的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有效的场景建构可以通过强化情感连接、视觉吸引力、趋势生成以及叙事张力（storytelling），显著提升歌曲的病毒传播潜力。
《2022抖音音乐生态报告》指出，音乐在短视频中的五大主要“场景使用”分别为：日常记录、亲子互动、时尚、美食与居家。爆款制作公司会有针对性地优化歌词，使其与这些被平台策展的场景相匹配，并通过热点趋势与话题标签挑战（hashtag challenges）来放大歌曲的可见性与使用率。
这种策略性耦合显著提高了歌曲被用于病毒式舞蹈挑战（viral dance challenges）及各类视觉场景的概率，无论是由抖音网红、官方推广账号，还是普通用户所生产的内容。
受访者还强调了“场景裂变效应”（fission effect of scenic proliferation）：即爆款在传播过程中，会在抖音上不断衍生出意料之外的多重版本。
例如，《身骑白马》的原唱为徐佳莹，该歌曲在抖音上衍生出包括DJ版、校园版等多种再混音版本。这种在推广周期中产生的场景扩散（scenic proliferation），不仅延长了用户参与度，还为爆款制作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整体播放量与版权授权收益。
在这些经过视听优化的音乐内容成为短视频配乐之后，品牌与电商服务可以轻松将其嵌入自身的推广内容中。这类优化后的视听内容能够通过吸引注意力并引导点击附加在歌曲信息上的电商或广告链接，从而促进消费转化。
一位来自抖音推广账号的视频编辑表示：“我们通常选择节奏快的舞曲（dance tunes），测试后发现，在第三秒或第五秒进鼓点时最有利于促进商品购买。这些音乐大多低频很强，通常是切分低音。这种律动感的音乐可以很好地与视频剪辑同步，从而刺激消费。”
总体而言，抖音所推动的视听优化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艺术家的匿名化：音乐创作通过利用用户评论与热点话题的数据，对歌词与旋律进行针对性设计，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情绪与情感则被精细分析并转化为可计算、可复制的视听元素，这些被去人格化的视听内容，通过抹除艺术家的个体人格，转而优先服务用户参与度与最大化病毒传播潜力。它们被精心“工程化”（engineered），以无缝嵌入广告与电商体系之中，从而塑造一种服务于商业生态的音乐体验，而非体现艺术个体性。
5 . 流行音乐的平台化
（The Platformization of Pop）
在本章中，我们围绕中国“抖音神曲”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探讨了其背后的音乐生产文化，以此分析短视频平台如何重塑中国音乐产业。我们的分析同时强调了一种“中国例外性”，以回应将西方音乐产业实践视为全球普遍模式的既有假设。
尽管中国音乐产业在结构上具有独特性，但本文认为，“抖音神曲”在“爆款生产”逻辑上，仍与流媒体时代之前流行音乐工业的某些要素保持连续性。事实上，流行爆款的生产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业化音乐体系的核心特征，其目标在于实现销量、电台播放与广告收益。
然而，“抖音神曲”也标志着对传统中国音乐产业策略的明显转向：其核心不再是围绕艺术家展开，而是转向短视频平台主导的“策展式优化”（curatorial optimization）逻辑，以及对表演者的“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
自2018年以来，中国音乐产业通过全面拥抱以抖音为核心的爆款生产机制，逐步形成了一种替代性的生产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挑战了音乐流媒体平台上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自主发布”（self-releasing）体系，也冲击了中国乃至全球长期以来以“明星机制”（stardom）为导向的产业实践。
本章重点分析了支撑爆款推广的产业生产逻辑，这些逻辑主要通过对中国爆款制作公司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得以呈现。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短视频平台的界面（interfaces）与可供性（affordances）如何具体塑造爆款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以及这些机制在不同国际语境中的差异。
此外，本文提出并强调了两个理解音乐平台化的关键概念——尤其是通过对“策展式优化”过程的分析——从而将研究视野从以往对音乐流媒体平台及其歌单机制（playlists）的关注，拓展至短视频平台等其他类型的文化平台。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在这些“策展式优化”实践中，随着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定义性缝隙”（definitional gaps）的收窄甚至消失，音乐创作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例如表达多样性的收缩——以及这一趋势在流媒体时代对整体音乐生态系统所带来的更广泛文化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