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我们，我们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水乡信息，并且跟您一起寻找水乡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工业发展的碰撞！关注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资讯。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视频号和抖音，观看视频版。
说起宁国这个地方，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历史上，它可是皖南山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宁国这个名字取得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寄托了邦宁国泰的美好愿望。可它的命运，却像坐过山车一样，有过让人羡慕的巅峰，也摔过几乎粉身碎骨的跟头。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的长河，好好唠唠宁国为什么能那么风光，后来又为什么摔得那么惨，连历史上的地位都保不住了。
咱们先看看宁国凭什么能辉煌起来。这得从它的“地利”说起。宁国这地方，处在安徽东南边，正好卡在皖南山区往浙江走的咽喉要道上。东边挨着浙江的安吉、临安，是连接安徽和浙江七个县市的交通枢纽。古人走路、运货，这里都是必经之路。到了南宋那会儿，皇帝把都城迁到了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
宁国一下子成了京城的近邻，这地位可就大不一样了。那时候从宁国通往临安，有两条主要的路，一条陆路，从河沥溪往东南，过唐舍岭、千秋关、马头岭就能到京城；另一条是水路，从南边能到狮桥、宁国墩，再转陆路通安吉和临安。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河沥溪这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官兵，成了官方物资的中转站，还有很多从中原迁来的富户和南北往来的商人。南宋时期，河沥溪第一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可以说是宁国辉煌的起点。
光有地利还不够，还得看老百姓怎么过日子，经济怎么发展。唐朝的时候，宁国就已经很有名了。那时候甚至用“宁国”这个名字来作为一个军镇的称号，管着宣州、歙州、池州三个州的地盘，相当于现在大半个皖南。老百姓说起自己是宁国县人，腰杆都挺得直直的。唐朝宁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一样手艺特别出名，就是做陶器。
宁国山多，土质好，特别是那种紫砂土，非常适合做陶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到了唐朝已经相当成熟了。窑工们会顺着山坡修建一种叫“龙窑”的长窑炉，一次能烧很多缸、罐、坛子。这些陶器结实耐用，不仅本地人爱用，还顺着水路卖到周边各个地方。您要是去现在的港口镇一带，说不定还能找到当年窑址的痕迹。除了陶瓷，宁国的茶叶在唐朝也很有名，茶圣陆羽在《茶经》里都专门提到过宁国雅山产的茶，说它品质上乘。
时间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宁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因为离都城近，商业交通特别发达。河沥溪成了水陆要道，商业越来越繁荣。明朝近三百年，社会比较稳定，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随着生产力提高，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老百姓有多余的农副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换钱，改善生活。粮食、棉花、棉布、生丝、瓷器、铁器、桐油、木炭、生漆这些东西都成了能买卖的商品。
加上河沥溪大桥的建成，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河沥溪形成了热闹的集市，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主要是本地人，也有从徽州、宣城、泾县等地来的商人，他们到县内外的山区集镇收购各种山货，也有商人从宣城、芜湖等地贩来粮食、丝绸、布匹，通过河沥溪周转，流向周边的乡村。那时候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小小宁国县，大大河沥溪”，足可见河沥溪在宁国人心里的分量，它的规模、人口、商店，甚至比县城还要兴盛。
说到人口，这是衡量一个地方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稳定发展，宁国县的经济平稳增长，出现了很多殷实之家和名门望族，从当时修建的众多宗祠就能看出一二，据说境内曾有57座宗祠。人口也激增起来。乾隆年间，宁国人口保持在29万多。
到了嘉庆二年，也就是1797年，创下了一个历史高峰，总人口达到367450人。之后大约六十年，宁国的人口基本上就在30万左右波动。人烟稠密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宁国西边的环川村，在清朝中叶达到鼎盛，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民房密密麻麻，相传有“千灶万丁”。村里头有72家豆腐店、3家当铺和数不清的旅店，连种菜的地都在四周的山坡上。
在河沥溪、港口、石口、东岸、胡乐这些商业比较繁荣的集镇，已经能看到外地来的客民了。老县志记载，当时城里开店做生意的多是徽州人，在乡下谋生活的多是江西来的客人，后来旌德、泾县的人也遍布县境各处。可以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宁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商业活跃、百姓生活相对安稳的地方。
然而，所有的辉煌，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被彻底击碎。宁国遭遇了一场近乎毁灭的劫难，这场劫难就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宁国老百姓来说，这不是改朝换代的政治风云，而是一场持续近十年、让家家户户都陷入地狱的惨剧。宁国的衰落，就从这里开始，而且衰落得极其彻底，彻底到几乎换了一茬人。
为什么衰落得这么彻底？咱们得从几个方面慢慢说清楚。首先是战争本身的残酷。咸丰六年三月二十八，也就是1856年5月2日，太平军石达开的部队第一次攻占了宁国县城。从这一天起，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七月太平军最终退出，整整九年时间，宁国这片土地成了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拉锯、激烈争夺的战场。因为宁国地处皖浙咽喉，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双方在这里展开的争夺战多达二十次，县城十次易手。
今天太平军打进来，明天清军又夺回去，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谁的天下。战争中最遭殃的就是普通百姓。绝大多数成年男性被太平军强行拉去当兵，不愿意的就可能被杀。兵灾之中，生灵涂炭，被杀或者被迫逃亡的人不计其数。祠堂、古建筑、书籍很多都毁于兵火，使得宁国本地的文化出现了断层。
但战争屠杀还不是最致命的。更可怕的是紧随而来的瘟疫和饥荒，这三重灾难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死亡的循环。早在太平军打来之前，宁国就已经连年遭灾。1852年到1855年，“连年荒歉，飞蝗蔽天”，蝗虫落到哪里，哪里的庄稼就立刻被吃光。1856年又遇上大旱，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战乱期间，根本没人能安心种地，水利设施也年久失修。
到了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五月，致命的打击来了——宁国全境爆发了大面积的鼠疫。当时的县志记载，“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那是一种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的烈性传染病，人感染后突发高烧，全身疼痛，脚部麻木，并伴有出血，往往在36小时内就极度衰竭而死。
当时围攻南京的湘军部队都有大量士兵染病，更不用说缺医少药的老百姓了。1862年冬天又下起大雪，“斗米千钱，人相食”。可以想象，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田地荒芜之后，老百姓家里早就没了存粮，又碰上大雪封路，瘟疫横行，除了等死或者逃荒，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那么，这场劫难到底让宁国损失了多少人口呢？数字触目惊心。战前，宁国人口在30万左右。到了乱定之后的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全县统计的男女人丁只剩下10004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只有战前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县志里总结说，“宁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散于四方未归者不及十分之一”。
意思是，死于刀兵战乱的约占十分之三，死于瘟疫的约占十分之七，逃散到外地没有回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原来的土著居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许多村庄空无一人，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当时整个皖南地区，包括宁国府和广德州，抛荒的田地加起来不下数百万亩。宁国从一个繁荣富庶的县，变成了千里无人区的一部分。
人口几乎灭绝，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结构的彻底瓦解和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战前河沥溪是辐射周边的商业中心，徽商、江西客商、浙西客商常来这里买卖货物。战后，商业活动完全停滞，许多村庄空无人烟，土地大面积抛荒。原有的宗族网络、商业网络、手工业体系，随着人口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宁国在明清时期，虽然商业不算最顶尖，但一直有稳定的农业和山货输出。经过这场浩劫，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老百姓连活命都难，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地位了。
正是因为土著人口几乎灭绝，土地大量荒芜，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才实行了“召垦升科”的政策。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建议，上书朝廷，从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
朝廷允许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意思是，凡是没主的田地、山场、房屋，移民都可以自行划分，登记造册领取凭证后，就成了自己的产业。安徽省也颁布了《开垦荒田章程》，宁国和皖南其他县一样，设立了“劝农局”，用垦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迁来居住。
于是，从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前后开始，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挑着箩筐，背着行囊，从湖北、河南、安庆、浙江等地，踏上了宁国的土地。他们来到这片近乎荒芜的土地上，看到的可能是布满灰尘的危房和遍地的尸骨。但他们就在这里安顿下来，“据室为家，插草为标”，开垦荒地，重建家园。这些移民中，以湖北人最多，特别是湖北应山县的人。
据说，如今宁国近38万人口中，有近20万人祖籍是湖北的，其中应山人又占了六成左右。以至于宁国现在的普通话，都是以湖北应山话为基础方言的。其次是安庆人，主要来自潜山、怀宁，他们初来时住在山棚里垦荒，被称为“棚民”。再就是浙江人，主要落户在宁国东部地区。到了1904年，宁国的客民人口达到12万多人，而土著人口只剩下2万6千多人，客民数量远远超过了土著。
这次大规模的人口置换，彻底改变了宁国的社会文化基因。方言变了，风俗习惯变了，饮食口味也变了。湖北人爱吃辣，带来了吃辣的习惯；他们种植棉花，自己纺织染色做成“湖北布”，改变了人们的穿着。原来的吴语方言，被湖北话、安庆话、河南话等所取代，形成了新的方言区。可以说，十九世纪中叶的那场大衰落，不仅仅是一次经济上的衰退，更是一次文明的断裂和重生。宁国社会的主体人群，几乎被完全更换了。
那么，这次衰落为什么会导致宁国失去历史上的地位呢？原因就在于，这种毁灭是根本性的。第一，人口基础没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最终要靠人。当90%以上的人口消失，所有的知识、技能、社会关系、商业网络都随之断绝。即使后来有移民补充，也需要漫长的时间重新积累。第二，经济基础毁了。
农业需要精耕细作，手工业需要代代相传的技艺，商业需要长期的信用和渠道。这些都在战火、瘟疫和饥荒中被摧毁殆尽。第三，文化传承断了。祠堂、古籍、建筑、民间技艺的毁灭，使得本地的文化记忆出现断层。移民带来的固然是新活力，但也意味着本地原有的文化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宁国虽然慢慢恢复，但再也难复当年的相对繁荣。民国时期，宁国开始有一些工矿业的萌芽，比如成立了灰山煤矿公司，规模最大时有工人600多名，日产煤90多吨。但这样的工业在宁国“寥若晨星”，而且经常停产关闭，根本无法改变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经济结构。
老百姓的日子依然很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宁国还是一个“民不聊生，经济不发达，商贸落后”的贫困山区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高，绝大多数劳动力都被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这种局面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改变。
当然，宁国人民是坚韧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宁国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改革开放的机遇，曾经一度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实现了经济的飞跃。但这属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崛起，与它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基于地理区位和传统农业商业的繁荣，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了。
而且，即便在当代的发展中，它也经历过挫折，比如1996年的特大洪水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让经济跌入低谷。但宁国人凭借那股从移民先辈那里继承来的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精神，再次实现了“二次腾飞”。
回顾宁国的历史，它的辉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唐宋明清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发展出了活跃的商业、手工业、农业，养育了数十万人口。而它的彻底衰落，直接原因是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长达九年的拉锯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特大瘟疫和连年饥荒，这三重灾难叠加，导致了人口的灭绝性损失、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和文化的断层。
这场衰落如此彻底，以至于宁国失去了它延续数百年的社会主体和经济基础，其历史地位自然也随之湮没。后来的宁国，是在一片废墟上，由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及其后代，用汗水和智慧重新建设起来的新家园。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命运，与时代的巨变息息相关，和平与稳定是多么珍贵，而普通老百姓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与生命力，又是多么值得敬佩。
